法律条目
stringlengths 4
407
| 释义
stringlengths 32
3.82k
| 管辖
stringlengths 22
1.92k
| 法律适用
stringlengths 25
1.07k
| 确定该案由应当注意的问题
stringlengths 3
8.73k
|
|---|---|---|---|---|
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损害责任纠纷 | 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损害责任纠纷，是指非法占有船舶、船载货物(包括待运海运货物)、船舶自用燃油和物料，造成船舶、船载货物或其他财产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责任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8条的规定，非法留置或者扣留船舶、船载货物和船舶物料、燃油、备品的责任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0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损害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讼，由非法留置行为发生地、被告住所地及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 | 在我国，留置权是一项法定担保物权，这一权利在《民法典》和《海商法》中都有明确规定。船舶留置权是以船舶为客体的留置权。留置权作为法定担保物权，其行使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否则就会构成侵权行为。《海商法》规定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运费、共同海损分摊、滞期费和承运人为货物垫付的必要费用以及应当向承运人支付的其他费用没有付清，又没有提供适当担保的，承运人可以在合理的限度内留置其货物。违反上述规定则构成非法留置船舶。对于留置船载货物和船用燃油、船用物料，同样应当依法行使，否则即构成侵权行为。在法律适用上要准确把握《海商法》的这一规定。
《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海上侵权案件的诉讼程序对于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损害责任纠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对此诉讼程序有更为细化的规定。 | 在此应当注意，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要与合法的船舶留置权相区分，其必须以不符合行使留置权的构成要件为前提。此外，在损害的范围以及造成损害的原因方面，其与其他的海事侵权责任也存在不同。基于其自身的特殊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非法留置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燃油、船用物料损害责任纠纷列为第三级案由。
|
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收取运费，负责将托运人托运的货物经海路及通海水域运输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具体包括远洋运输、含有海运区段的国际多式联运、沿海和内河运输，以及水水联运、水陆联运等水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根据《海商法》第4章的规定，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包括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成立、效力、货损货差、货物灭失、货物交付以及运费、运输单证、合同的解除、违约责任等纠纷。通海水域即是与海相通的水域，包括我国长江、珠江等。
承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通常被称为“船方”。依据《海商法》第42条的规定，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货物运输或者部分运输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输的其他人。承运人通常是船舶所有人，也可能是船舶经营人或者船舶承租人。船舶所有人是对船舶具有所有权的人。船舶所有人通常根据船舶登记进行确定，即为依法登记为船舶所有人的人。船舶经营人是基于与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光船承租人之间的船舶经营协议而经营使用船舶的人。船舶承租人是指以航次租船、定期租船或者光船租赁的形式承租他人船舶的人。船舶经营人或者船舶承租人与第三者托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时，相对于托运人而言，仍然是承运人。
托运人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依据《海商法》第42条的规定，“托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5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包括含有海运区段的国际多式联运、水陆联运等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及转运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 | 处理此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第4章和其他相关章节、《民法典》运输合同的相关规定等。在具体适用时，要把握好《海商法》相关章节的适用范围，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等。
《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关于海上运输合同纠纷案件的诉讼程序有明确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对此诉讼程序有更为细化的规定。 | 基于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的多发性和典型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列为第三级案由。应当注意的是，根据《海商法》第4章的规定，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同时还应当包括集装箱运输合同纠纷、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和多式联运合同纠纷。由于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是独立的第三级案由，因此，本案由不再包括这一情形。此外，因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包括货损货差、货物灭失、货物交付以及运费、运输单证等纠纷，以及班轮运输等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有关货物运输的规定。 |
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 海上旅客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以适合运送旅客的船舶经海路将旅客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产生的纠纷，即为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以适合客运的船舶将旅客从国内通海水域一港口运至通海水域另一港口，而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
承运人是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通常被称为“船方”。依据《海商法》的规定，承运人是指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与旅客订立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人。实际承运人是指接受承运人委托，从事旅客运送或者部分运送的人，包括接受转委托从事此项运送的其他人。旅客是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的另一方当事人。旅客是指根据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运送的人；经承运人同意，根据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约定，随船护送货物的人，视为旅客。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6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及转运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 | 《海商法》第5章系统地规定了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的法律规则。这对于通海水域的旅客运输合同应当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此外，《民法典》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法，对于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具有一般适用的效力，其中直接相关的就是合同编关于运输合同的规定。《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及有关交通主管部门规章也都有相关规定。《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于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有普遍适用的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对此诉讼程序有更为细化的规定。如果存在应适用《雅典公约》的情形，还应适用《雅典公约》的相关规定。 | 基于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的多发性和典型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列为第三级案由。在此应当注意，因海上旅客运输合同而产生的纠纷主要适用《海商法》第5章的规定。国内港口之间的旅客运输，应当适用《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运输合同的规定及其他有关规定，比如，合同编通则部分的有关内容。涉及相关具体情形时，要直接适用《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并要参照有关交通主管部门规章的规定。 |
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 | 海上行李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以适合运送行李的船舶经海路将行李从一港运送至另一港，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海上行李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因该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海上行李运输合同纠纷。
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是指承运人以适合运送行李的船舶将行李从国内通海水域的港口运至通海水域另一港口，而由旅客支付票款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
依据《海商法》的相关规定，行李是指根据海上旅客运输合同由承运人载运的任何物品和车辆，但是活动物除外。自带行李是指旅客自行携带、保管或者放置在客舱中的行李。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6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7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运输始发地、目的地或者被告住所地及转运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 | 《海商法》第5章系统规定了海上行李运输合同的法律规则。这对于通海水域的行李运输合同具有参照适用的效力。此外，《民法典》作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一般法，对于此类纠纷具有一般适用的效力，其中直接相关的就是合同编关于运输合同的规定。此外，在涉及相关具体情形时，要直接适用《国内水路运输管理条例》的规定，并要参照有关交通主管部门规章的规定。《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对于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的诉讼程序有明确规定。如果存在应适用《雅典公约》的情形，还应适用《雅典公约》的相关规定。 | 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与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虽然具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由于它们在损害后果上存在本质的区别，前者系财产损害而后者则是人身伤害，而且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也具有多发性，所以有必要将海上、通海水域行李运输合同纠纷单列，将其作为与海上、通海水域旅客运输合同纠纷并列的第三级案由。 |
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 | 船舶经营管理合同，是指船舶经营人或管理人与船东签订的，依约定对船舶进行经营和管理，并由船东向船舶经营管理人支付服务费的合同。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的当事人因该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案由适用于与船舶经营和船舶管理活动有关的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7条的规定，船舶经营管理合同(含挂靠、合伙、承包等形式)、航线合作经营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所在地、船籍港所在地、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船舶经营管理合同在《海商法》并无明确规定。依据《民法典》第467条的规定，本法或者其他法律没有明文规定的合同，适用本编通则的规定，并可以参照适用本编或者其他法律最相类似合同的规定。因此，有关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应当适用《民法典》合同编通则的规定。目前，合同编分则部分规定的有名合同与船舶经营管理合同在性质上存在很大差异，难以找到类似的规定。故在参照适用上，应当参照《海商法》相类似的规定，当然也可以参照其他法律与经营管理类合同有关的规定。在诉讼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船舶经营管理包含对船舶经营和管理两层含义。在船舶经营活动中，船舶经营人对船舶实际占有或控制，并可获取船舶收益，对外要承担船舶所有人的责任；而在船舶管理活动中，船舶管理人对船舶不享有直接的占有、控制和获取收益的权利，但对外也不必承担船舶所有人的责任。
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在司法实务中也多有发生，基于此类纠纷的特殊性和典型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列为第三级案由。 |
船舶买卖合同纠纷 | 船舶买卖合同，是指船舶出卖人交付船舶给买受人，由该买受人取得船舶所有权并支付价款的合同。船舶买卖合同当事人因该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买卖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1条的规定，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买卖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船舶买卖合同在《海商法》上并无明确规定。作为买卖合同的一种，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应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有关买卖合同的规定，在买卖合同部分没有具体规定时要适用合同编通则部分的有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买卖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及其他有关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也具有适用的效力。由于船舶买卖合同的法律后果就是船舶所有权的移转，这就涉及船舶权属的问题，在此情况下也有必要适用《海商法》有关船舶所有权的规定。但这还是要与船舶买卖合同本身严格区分。在诉讼程序上，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 | 船舶买卖合同纠纷在司法实务中具有典型性和多发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在这里注意要把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由与船舶权属纠纷案由区分开来。前者属于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后者则涉及的是物权权属变动的结果意义上的法律关系。按照《民法典》第215条关于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原则的规定，对于因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适用债权纠纷部分的案由。人民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诉争法律关系的性质，查明该法律关系涉及的是物权变动的原因，还是物权变动的结果关系，以正确确定案由。具体到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由，如果当事人是因船舶买卖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应该适用本案由；如果当事人是对船舶所有权的转让登记或者共有关系以及妨碍船舶所有权行使的情形提起诉讼，则不应适用本案由，而应适用船舶权属纠纷案由。此外，还应注意船舶建造合同和船舶买卖合同的区别。 |
船舶建造合同纠纷 | 船舶建造合同，是指船舶建造人按约定条件建造船舶，由定造人支付价款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建造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2条的规定，船舶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09条进一步指出：“本规定中的船舶工程系指船舶的建造、修理、改建、拆解等工程及相关的工程监理；本规定中的船舶关键部件和专用物品，系指舱盖板、船壳、龙骨、甲板、救生艇、船用主机、船用辅机、船用钢板、船用油漆等船舶主体结构、重要标志性部件以及专供船舶或者船舶工程使用的设备和材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建造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海商法》在第14条第2款关于在建船舶抵押的规定中提到“建造中的船舶办理抵押权登记，还应当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交船舶建造合同”,但有关船舶建造合同的法律规则，《海商法》并无具体规定。从法律属性上讲，船舶建造合同应该属于广义的承揽合同的范畴，并与建设工程合同非常类似。在法律适用上，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应该适用《民法典》第17章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及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规定，并参照适用第18章有关建设工程合同的规定。在诉讼程序上，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同船舶买卖合同纠纷一样，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在司法实务中也具有典型性和多发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在这里注意区分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由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案由。船舶建造合同中的船舶建造人又称船舶承揽人，通常指造船厂家；船舶定造人，又称购买人，通常指船舶公司。船舶建造合同通常为格式合同。有时，船舶建造合同与船舶买卖合同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容易发生混淆。船舶建造合同与船舶买卖合同的本质区别在于：前者有按照约定条件建造船舶的过程，属于广义的承揽合同范畴；而后者仅要求移转船舶的所有权，属于买卖合同的范畴，其指向的标的通常是旧船。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要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正确确定案由。 |
船舶修理合同纠纷 | 船舶修理合同，是指船舶修理人对船舶进行船体、修缮、机件更换、增减等补正措施，以使船舶保持可航性和可营运性，由船舶所有人向船舶修理人支付修理费用的合同。船舶修理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修理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2条的规定，船舶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09条进一步指出：“本规定中的船舶工程系指船舶的建造、修理、改建、拆解等工程及相关的工程监理；本规定中的船舶关键部件和专用物品，系指舱盖板、船壳、龙骨、甲板、救生艇、船用主机、船用辅机、船用钢板、船用油漆等船舶主体结构、重要标志性部件以及专供船舶或者船舶工程使用的设备和材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修理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船舶修理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海商法》中并无具体规定。从法律属性上讲，船舶修理合同属于承揽合同的范畴。在法律适用上，船舶修理合同纠纷应该直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17章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在该章无具体规定时要适用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涉及承揽合同的规定对于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也具有适用效力。在诉讼程序上，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船舶修理在船舶营运过程中会经常发生，基于船舶修理合同纠纷的典型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在这里要把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由与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由区分开来。船舶修理合同与船舶建造合同的本质区别在于，因它们合同项下的权利义务的不同决定的合同性质不同：前者为按照约定条件对已有船舶进行修理以恢复其性能的合同；而后者则为按照约定条件建造新的船舶的合同。人民法院在受理此类案件时要根据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正确确定相应的案由。 |
船舶改建合同纠纷 | 船舶改建合同，是指船舶修造人按约定对船舶的船体及用途等进行改造，由委托人向船舶修造人支付改建费用的合同。船舶改建合同当事人因该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改建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2条的规定，船舶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09条进一步指出：“本规定中的船舶工程系指船舶的建造、修理、改建、拆解等工程及相关的工程监理；本规定中的船舶关键部件和专用物品，系指舱盖板、船壳、龙骨、甲板、救生艇、船用主机、船用辅机、船用钢板、船用油漆等船舶主体结构、重要标志性部件以及专供船舶或者船舶工程使用的设备和材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改建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改建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船舶改建合同的法律适用规则在《海商法》中并无具体规定。从法律属性上讲，船舶改建合同和船舶修理合同一样，都属于承揽合同的范畴。在法律适用上，有关船舶改建合同纠纷应该直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17章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在该章无具体规定时要适用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规定。司法解释中涉及承揽合同的规定对于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也具有适用效力。在诉讼程序上，船舶改建合同纠纷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同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样，船舶改建合同纠纷在船舶营运过程中也多有发生。基于船舶改建合同纠纷的典型性和多发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在这里要把船舶改建合同纠纷案由同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由及船舶建造合同纠纷案由区分开来。船舶改建合同纠纷是按照合同约定对已有船舶的船体及用途等进行改造的合同纠纷；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是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对已有船舶在不改变其船体和用途的范围内进行修理以恢复其性能的合同纠纷；船舶建造合同纠纷则是按照约定条件建造新的船舶的合同纠纷。 |
船舶拆解合同纠纷 | 船舶拆解合同，是指船舶拆解人按照船舶所有人的指示拆船，船舶所有人向其支付费用的合同。船舶拆解合同当事人因该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拆解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2条的规定，船舶工程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09条进一步指出：“本规定中的船舶工程系指船舶的建造、修理、改建、拆解等工程及相关的工程监理；本规定中的船舶关键部件和专用物品，系指舱盖板、船壳、龙骨、甲板、救生艇、船用主机、船用辅机、船用钢板、船用油漆等船舶主体结构、重要标志性部件以及专供船舶或者船舶工程使用的设备和材料。”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拆解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拆解合同履行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船舶拆解合同的法律规则，我国法律、法规并无具体规定。从法律属性上讲，船舶拆解合同和船舶修理合同一样，都属于承揽合同的范畴。在法律适用上，船舶拆解合同纠纷也应该直接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第17章有关承揽合同的规定，并补充适用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规定。在诉讼程序上，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船舶通常价值都非常巨大，即使在因某种原因不能实现其功能价值时，也往往要对其进行拆解，以实现物尽其用。同船舶修理合同纠纷一样，船舶拆解合同纠纷在船舶营运过程中也多有发生，《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有现实必要性。船舶拆解又被称为“拆船”,是对已经报废的船舶经冲滩后，将其逐步解体的过程。船舶拆解完毕，船舶所有人应申请办理船舶注销登记。在这里要把船舶拆解合同纠纷案由与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案由区分开来。船舶修理合同纠纷，是按照合同约定条件对已有船舶在不改变其船体和用途的范围内进行修理以恢复其性能的合同纠纷；船舶拆解合同纠纷则恰恰与之相反，它是按照约定条件拆解船舶，从而使船舶在物理上消灭的合同纠纷。 |
船舶抵押合同纠纷 | 船舶抵押合同，是指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不转移船舶的占有，将该船舶抵押给债权人，当债务人不履行到期债务或者发生当事人约定的实现抵押权的情形，债权人有权就该船舶优先受偿而设定船舶抵押权的书面合同。船舶抵押合同当事人因该抵押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抵押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1条的规定，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抵押船舶所在地、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抵押合同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向债权人提供不动产或特定的动产作为清偿债务的担保而不转移占有的法律行为，由此产生的权利即为抵押权。《海商法》中的船舶抵押权与《民法典》中的抵押权的性质一致。依照《海商法》第12条的规定，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所有人授权的人可以设定船舶抵押权。船舶抵押权的设定，应当签订书面合同。但对于船舶抵押合同的具体法律规则，《海商法》并无具体规定。有关船舶抵押合同的纠纷，应该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215条关于区分原则的规定，有关船舶抵押合同纠纷要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规定。在诉讼程序上，船舶抵押合同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鉴于船舶的巨大价值，其往往是重要的融资工具而成为抵押权的标的。船舶抵押合同纠纷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有现实必要性。
在这里要把船舶抵押解合同纠纷案由同抵押权的权属纠纷区分开来。依照《海商法》第11条的规定，船舶抵押权是指抵押权人对抵押人提供的作为债务担保的船舶，在抵押人不履行债务时，可以依法拍卖，从卖得价款中优先受偿的权利。船舶抵押权作为一种以船舶为标的物的抵押权，其基本内容是：当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抵押权人有权将其抵押的船舶变卖并优先受偿。抵押合同属于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而抵押权涉及的是物权变动的结果意义上的法律关系。按照物权变动原因与结果相区分的原则，对于因物权变动的原因关系，即债权性质的合同关系产生的纠纷，应立合同纠纷相应的案由。具体到船舶抵押合同纠纷案由，如果当事人是对船舶抵押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应当适用船舶抵押合同案由；如果当事人是对船舶抵押权的登记或者其他权属关系的纠纷情形提起的诉讼，则不应适用本案由，而应当适用船舶权属纠纷案由。
|
航次租船合同纠纷 | 航次租船合同，又称为程租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船舶或者船舶的部分舱位，装运约定的货物，从一港运至另一港，由承租人按约定支付运费的合同。航次租船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航次租船合同纠纷。
航次租船合同具有货物运输合同的性质，属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种。航次租船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主体的权利义务相对应，即承租人提供货物并支付运费，出租人提供船舶并负责货物的运输，只是两种合同主体在称谓上有所不同，前者称作出租人和承租人，后者则称作承运人和托运人。航次租船合同的承租人支付给出租人的不是租金，而是运费。 | 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5条所规定的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包含着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2条所指船舶租用合同，仅包含定期租船合同、光船租赁合同，不包括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的规定，因航次租船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交船港、还船港、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 《海商法》明确将航次租船合同作为第4章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节予以规定，并在第94条中明确：“本法第四十七条和第四十九条的规定，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本章其他有关合同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的规定，仅在航次租船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可见，航次租船合同最主要的特征是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只有在航次租船合同没有约定或者没有不同约定时，《海商法》第4章的相关规定才适用于航次租船合同的出租人和承租人。因此，在法律适用上除了要直接适用《海商法》第4章的规定外，还要做好与《民法典》合同编关于运输合同的规定及合同编通则部分的衔接。在诉讼程序上，航次租船合同也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 | 航次租船合同纠纷在现实生活具有典型性和多发性，《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明确列为第三级案由有现实必要性。实践中，航次租船合同通常具有以下特点：(1)承租人不负责船舶营运管理及费用，船舶由出租人通过其雇佣的船长和船员占有和控制并由其经营管理；(2)承租人可以租用船舶的全部舱位或者部分舱位，运费通常按货物数量计算；(3)出租人除对船舶负责外，还应对货物负责；(4)规定用于货物装卸的期限和装卸时间计算办法，并计算滞期费和速遣费。 |
船舶租用合同纠纷
(1)定期租船合同纠纷
(2)光船租赁合同纠纷 | 租船合同就表现形式来看，合同双方不以托运人、承运人之名称出现，而是以出租人和承租人名义出现的共有三种，即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三种合同相应的法律定性却并不一致。《海商法》第6章是关于船舶租用合同的规定。依据第6章中第128条的规定，船舶租用合同包括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均应以书面形式订立。亦即在现行海商法体系下，船舶租用合同是指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而航次租船合同即程租合同，虽然也存在船舶出租人将船舶或者船舶的部分舱位出租给承租人的情形，在相关措辞的使用上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存在一些差别。例如，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双方分别称为承运人和托运人，航次租船合同的双方分别被称为出租人和承租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项下的主要费用被称为运费，航次租船合同项下则被称为租金等。但从双方的主要权利义务来看，航次租船合同双方当事人的主要权利义务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并无本质区别，都是由合同一方收取相关费用，负责将合同相对方托运的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因此，在现行海商法在结构体系上，航次租船合同被置于第4章，即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一章，定性为海上货物运输合同。
至于光船租赁合同和定期租船合同，理论和实务界对光船租赁合同的定性认识上基本一致，认为其属于财产租赁合同，属于船舶租赁合同。但对于定期租船合同，认识上尚存分歧。有观点认为定期租船合同属于运输合同，有的则认为其属于财产租赁合同，还有人认为其
兼具运输合同和财产租赁合同的性质。好在租船合同均为任意性条款，除适航义务和不得不合理绕航义务属强制适用的义务外，双方当事人可以就其他方面的权利义务自由进行约定，只有在对相关内容未做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法律的相关规定才予以适用。因此，对前述合同定性的分歧不至于在实践中造成根本性障碍。海商法在起草过程中，为避免争论，在措辞上有意未使用“租赁”一词，而使用了“租用”这一中性概念。①
1.定期租船合同纠纷
根据《海商法》第129条所给的定义，定期租船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约定的由出租人配备船员的船舶，由承租人在约定的期间内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并支付租金的合同。定期租船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名称、船名、船籍、船级、吨位、容积、船速、燃料消耗、航区、用途、租船期间、交船和还船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条件、租金及其支付，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定期租船合同纠纷即为船舶出租人与承租人就租船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产生的争议。
2.光船租赁合同纠纷
根据《海商法》第144条所给的定义，光船租赁合同，是指船舶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不配备船员的船舶，在约定的期间内由承租人占有、使用和营运，并向出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光船租赁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出租人和承租人的名称、船名、船籍、船级、吨位、容积、航区、用途、租船期间、交船和还船的时间和地点以及条件、船舶检验、船舶的保养维修、租金及其支付、船舶保险、合同解除的时间和条件，以及其他有关事项。光船租赁合同纠纷即为船舶出租人与承租人就租船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产生的争议。
①司玉琢：《海商法专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41页。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2条规定，船舶租用合同(含定期租船合同、光船租赁合同等)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需要说明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5条所规定的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包含着航次租船合同纠纷。而该规定第22条所指船舶租用合同，仅包含定期租船合同、光船租赁合同，不包括航次船合
同纠纷。船舶租用合同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依照《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3项规定，因海船租用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交船港、还船港、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以及《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3项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交船港、还船港、船籍港所在地等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船舶租用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的相关规定。需要强调的是，船舶租用合同主要取决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除适航义务和不得不合理绕航的义务属于强制规定适用的外，双方当事人就其他方面的约定应予以尊重，只有在对相关内容未做约定或约定不明的情况下海商法的相关规定才予以适用。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应适用条约的情形，关于国际条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 航次租船合同、定期租船合同和光船租赁合同均属租船合同，三种合同的某些方面具有一定的共性，但区别也比较明显。在确定案由时，需在掌握三种合同不同特征的基础上，着重考察案件的相关法律事实，对案件准确予以定性。
就定期租船合同而言，其主要特征在于：(1)出租人负责配备船长和船员并负担其工资、伙食和相关费用，负责船舶的航行和船舶事务的管理并承担相关费用。这是定期租船合同与光船租赁合同的最大区别。(2)承租人按照约定的用途使用船舶，负责船舶的营运，并负担船舶的营运费用。这是定期租船合同与航次租船合同的主要区别。(3)租金是按照船舶租用的时间和租金率计算。
就光船租赁合同而言，其主要特征在于：(1)租用期间内由承租人负责雇佣和配备船长和船员并承担相关费用，这是其与定期租船合同的最大区别。(2)租用期内船舶的占有和使用权从出租人处转移至承租人处，船舶由承租人按约定的用途使用。(3)光船租赁合同既是债权债务合同，也具有某些物权的特点。“买卖不破租赁”的原则也适用于光船租赁合同。
就航次租船合同而言，其主要特征在于：(1)租船合同期间承租人不负责船舶的经营管理和费用，出租人通过其雇佣的船长和船员占有和控制船舶，并由其经营和管理。(2)出租人向承租人提供船舶的全部或部分舱位用于运输货物，运费大多按货物的数量计算，如果出租的是全部舱位，有时则是按整笔运费计算，构成所谓的包船运输。(3)出租人既对船舶负责，也对货物负责。(4)合同中一般会约定货物用于装卸的期限和计算滞期费的办法。 |
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 融资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租赁物，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涉及三方主体与两个合同。虽然融资租赁合同的缔约方仅涉及出租人和承租人两方，但合同的履行却涉及出租人、承租人和出卖人三方主体。融资租赁合同的履行，既涉及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融资租赁合同，同时还涉及出租人和出卖人之间的买卖合同。由于融资租赁合同兼具融资与融物的双重属性，其与租赁合同、借款合同、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抵押担保合同在某些方面均存在一定的相似性。但根据我国现行立法，融资租赁合同是一种独立的合同，与前述合同均存在一定区别。
融资租赁合同与租赁合同的主要不同点在于：(1)出租人系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租赁物的选择购买租赁物，而租赁合同的出租人对出租物的确定不必然依赖于承租人的意愿。(2)承租人以支付租金的方式，取得对租赁物的占有和使用，或者说租金是承租人对出租人购买租赁物所付价款的分期负担，租金的价值不仅包括了租赁物的购买价格，还包括了购买价款的利息以及出租人的合理利润。(3)租赁期满后，承租人和出租人可以根据融资租赁合同的约定，对租赁物的归属作出不同安排，例如，由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所有权自动转移，以及承租人以支付象征性价款留购等。而租赁合同履行期满，租赁物仍属于出租人所有。
融资租赁合同与借款合同的区别在于：(1)是否存在租赁物的介入。前者存在租赁物，后者则不存在租赁物；合同履行期满后，前者存在对租赁物归属的安排，后者经涉及货币资金的借入与归还。(2)前者涉及三方当事人、两份合同，后者仅涉及两方当事人、一份合同。
融资租赁合同与保留所有权的分期付款买卖合同的区别在于：(1)分期付款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支付的是货款，出卖人让渡的是货物的所有权，合同的本质属于买卖合同，只是在付款方式上采取区别于一次性付款的分期付款方式，货物所有权从卖方移转于买方的时间与买方价款支付进度挂钩。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物对出租人而言主要承担担保租金债权实现的功能，而非必然是以租赁物所有权的让渡换取价款的功能。承租人是以租金而非货款的形式对租赁物的使用支付对价，除了租金外，承租人还需负担出租人因资金融通而支出的必要费用及出租人应获取的正常利润。(2)分期付款的买卖合同到期后，买受人取得货物的所有权；但在融资租赁合同中，租赁物的归属取决于双方的约定，存在直接租赁物归承租人、出租人收回租赁物或者承租人以象征性价款留购三种形式。
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具有融资租赁合同的基本属性，不过是标的物指向了具体的船舶，是指出租人根据承租人对出卖人、船舶的选择，向出卖人购买船舶，提供给承租人使用，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为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
船舶融资租赁一般与光船租赁相关。出租人包括银行或船东、船厂等。在银行为出租人的情况下，银行先以购买人的身份出现，按照承租人对出卖人、船舶的要求购买船舶，再将船舶光租给光船承租人，由光船承租人营运所得以租金形式支付给银行。承租人依约定支付的租金全额偿付银行的融资成本和应得的合理利润后，再依据合同约定和履行情况最终确定船舶的归属。船东或船厂作为光船租赁的出租人时，与银行的前述操作并无本质区别。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3条的规定，船舶融资租赁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9条的规定，融资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约定。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租赁物使用地或约定的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可直接依据《海商法》《民法典》和相关司法解释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例如，当事人约定租金全额支付后船舶归承租人所有，此即构成所谓租购条款，依据《海商法》第154条规定，订有租购条款的光船租赁合同，承租人按照合同约定向出租人付清租购费时，船舶所有权即归于承租人。如果对船舶的最终归属的约定赋予了其他选项，则应从合同约定。《民法典》合同编第15章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融资租赁合同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的相关规定也是审理此类案件的重要依据。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确定该类争议的案由时，应当注意对案涉合同的法律定性。司法实践中，船舶建造、船舶买卖、船舶租赁实务中时常有融资因素的介入，对租金与租赁物价值差距过大的合同，以及约定内容与《民法典》关于融资租赁合同的定义存在些许出入的合同，应如何定性从而确定其案由，是关键所在。应当依据《民法典》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融资租赁合同司法解释的规定，综合船舶的价值、租金的构成及支付方式，船舶最终归属的约定，以及当事人的其他合同权利和义务等情况，区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与船舶建造、船舶买卖和船舶租赁过程中发生的借款合同关系，区分船舶融资租赁合同关系与一般的船舶租用合同关系等，对争议的法律关系是否为融资租赁法律关系作出最终认定。立案阶段作出初步认定后，实体审理阶段如认为不妥，可以依据庭审审理的情况改变立案阶段初步认定的案由。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船舶承包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船舶承包合同，是指船舶所有人、船舶的合法占有人将船舶交给承包人进行经营管理，由承包人交纳承包费的合同。当事人因此类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发生的纠纷，为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船舶承包合同纠纷。 | 该类纠纷属于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海商纠纷。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 | 审理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船舶承包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第3编合同编、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农业承包合同、林业承包合同、渔业承包合同、牧业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体现出的有关承包合同的一般法理，亦可予以参考。 | 通过订立承包合同，由承包人对运输船舶进行经营管理并向船东或船舶的合法占有人交纳承包费这一经营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运输船舶为标的物进行承包经营的越来越不常见，据不完全统计，因此而产生的承包合同纠纷也越来越少见。《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与承包合同有关的纠纷类型，主要包括农业承包合同、林业承包合同、渔业承包合同、牧业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建设工程承包合同纠纷。
需注意该类纠纷是否符合其他案由的规定。例如，是否构成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以及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合伙合同纠纷等。另外，2016年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4条对船舶工程经营合同将承包与挂靠、合伙等经营方式并列作为其中的一种经营方式予以了规定，根据案件具体事实，在可能的情况下，亦可考虑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规定中的措辞表述与此相关的案件案由。 |
渔船承包合同纠纷 | 渔船承包合同纠纷，是指渔船的船舶所有人或合法占有渔船的人将渔船交给承包人进行经营管理，由承包人交纳承包费的合同。当事人因此类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发生的纠纷，为渔船承包合同纠纷。 | 类纠纷属于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海商纠纷。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 | 审理渔船承包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第3编合同编、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农业承包合同、林业承包合同、渔业承包合同、牧业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建设工程承包合同中的体现出的有关承包合同的一般法理，亦可予以参考。 | 通过订立承包合同，由承包人对渔船进行经营管理并向渔船船东或渔船的合法占有人交纳承包费这一经营管理方式，具有一定的时代背景。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以渔船为标的物进行承包经营的越来越少，据不完全统计，因此而产生的承包合同纠纷也越来越少。目前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与承包合同有关的纠纷类型，主要包括农业承包合同、林业承包合同、渔业承包合同、牧业承包合同、农村土地承包合同以及建设工程承包合同。在确定此类案件的案由时，需注意该类纠纷是否符合其他案由的规定，例如，是否构成船舶经营管理合同纠纷、船舶租用合同纠纷、合伙合同纠纷等。 |
船舶属具租赁合同纠纷 | 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船舶属具租赁合同具有租赁合同的一般属性，是以船舶属具为租赁物的租赁合同，具体而言，是由船舶属具的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将船舶属具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由承租人支付租金，租赁期满承租人将船舶属具完好交付出租人的合同。船舶属具是指附属于船舶的各种船用用具或机械，包括锚链、起锚机、绳索、罗经、消防与救生设备等。依据《海商法》第3条第2款的规定，船舶的概念是将船舶属具包括在内的。 | 船舶属具租赁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9条的规定，财产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约定。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租赁物使用地或约定的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审理船舶属具租赁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合同编第14章租赁合同、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 | 确定案由时，应注意船舶属具租赁合同与以动产为租赁物的一般租赁合同的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租赁物是否为船舶属具。如果不属于船舶属具，仅为一般动产，因租赁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产生的争议，则可能不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对租赁物的准确识别，影响到案由的确定，进而可能影响到案件的管辖法院。而租赁物是否为船舶属具，属于带有特定行业背景的事实问题，在立案环节应对此准确查明与把握。 |
船舶属具保管合同纠纷 | 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合同既可能是有偿合同，也可能是无偿合同。对保管费有约定的，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且依据《民法典》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无偿保管。船舶属具保管合同具有保管合同的一般属性，是以船舶属具为标的物的保管合同，一般为有偿合同。具体而言，是由船舶属具的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将锚链、起锚机、绳索、罗经、消防与救生设备等各种船用用具或机械交付保管人保管，由寄存人支付保管费，保管人依据约定向寄存人返还船舶属具。 | 船舶属具保管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审理船舶属具保管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合同编第21章保管合同、第22章仓储合同、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 | 确定案由时，应注意船舶属具保管合同与以其他动产为保管物的一般保管合同的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保管物是否为船舶属具。如果不属于船舶属具，仅为一般动产，因保管而产生的争议，则可能不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对保管物的准确识别，影响到案由的确定，进而可能影响到案件的管辖法院。而保管物是否为船舶属具，属于带有特定行业背景的事实问题，在立案环节应对此准确查明与把握。 |
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 | 租赁合同，是指出租人将租赁物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承租人支付租金的合同。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具有租赁合同的一般属性，是以海运集装箱为租赁物的租赁合同。具体而言，是海运集装箱的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与承租人签订租赁合同或用箱协议，由海运集装箱的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将海运集装箱交付承租人使用、收益，由承租人支付租金，租赁期满承租人将海运集装箱完好交还出租人的合同。
集装箱租赁合同的内容一般包括集装箱的型号及数量、租金支付、交箱、还箱、租赁期限、保险、转租、违约责任等。承租人一般是海运承运人、物流公司等。 |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8条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运输集装箱租用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19条的规定，财产租赁合同以租赁物使用地为合同履行地。合同对履行地有约定的从约定。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租赁物使用地或约定的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审理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合同编第14章租赁合同、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确定案由时，应注意海运集装箱租赁合同与以动产为租赁物的一般租赁合同的区别，其区别主要在于租赁物是否为海运集装箱。如果不属于海运集装箱，仅为一般动产，因租赁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解除等产生的争议则可能不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航运实践中，对集装箱与一般动产租赁物通常比较容易识别，在立案环节对此予以查明和把握即可。另外，航运实践中，承运人提供的集装箱如何定性存在一定争议。主流观点认为，集装箱是承运人为履行海上货物运输合同而提供的运输工具的组成部分，在运输过程中直接装载、接触货
物，属于《海商法》第47条规定的“其他载货处所”。如果用于集装货物的集装箱、货盘或者类似的装运器具如果是由托运人提供，依据《海商法》第42条第5项的规定，则集装箱属于货物的范畴。 |
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 | 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是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保管合同既可能是有偿合同，也可能是无偿合同。对保管费有约定的，寄存人应当按照约定向保管人支付保管费。当事人对保管费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且依据《民法典》第510条的规定仍不能确定的，视为无偿保管。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具有保管合同的一般属性，是以海运集装箱为标的物的保管合同，一般为有偿合同。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35条的规定，海运集装箱仓储、堆存、保管合同纠纷属于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审理海运集装箱保管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合同编第21章保管合同、第22章仓储合同、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实践中，当事人之间事先专门针对集装箱订立保管合同的情形并不常见。当事人以该案由起诉，较多见于因集装箱堆存费争议导致债权人对集装箱行使留置权拒绝返还集装箱，或因其他原因导致集装箱无法依约返还，集装箱所有人或合法占有人请求返还集装箱引发的纠纷。确定案由时，应注意准确把握案件事实，区分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是承运人与托运人之间的运输合同纠纷、出租人与承租人之间的集装箱租赁合同纠纷，还是相关方与港口经营人之间因集装箱引起的仓储或保管合同纠纷。案由的确定一定程度取决于当事人的诉讼请求。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35条使用了“海运集装箱仓储、堆存、保管合同纠纷案件”这一表述。“堆存合同”并不构成一类独立的合同，事实上可以被仓储合同或保管合同所涵盖。 |
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 | 保管合同，是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向寄存人返还该物的合同。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措施外，保管人应当履行向寄存人而非第三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港口货物保管合同则是指港口与委托人签订货物保管合同或仓储合同，或涉及货物保管内容的港口作业合同，约定由其保管委托人交存的货物，并依约定向委托人，或委托人指示的人，或合同约定的其他人交付货物的合同。
航运实践和海事司法实践中，时常发生如何确定港口经营人保管或仓储货物时应向谁交付货物的问题。应当注意的是：(1)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仅属于提供服务类而非移转物之所有权类的合同，保管人仅是代寄存人或存货人对物进行占有，该类合同并不规范物的所有权问题。国际贸易和航运实践中，与保管人建立保管或仓储合同的，既可能是买方或其代理人，也可能是承运人或其代理人，还可能是卖方或其代理人。在保管或仓储合同的订立和履行过程中，对保管人课以识别物之所有权人的义务实属苛刻。要求保管人仅可与货物所有权人订立合同、仅应将货物交还货物所有权人，因保管人确无识别物之归属的能力，此要求超出了保管人的能力范围。(2)《民法典》在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的相关规定中对寄存人或存货人的身份或资格并未进行任何限定，更未限定与保管人建立保管或仓储合同关系的寄存人或存货人必须为保管物或仓储物的所有权人。在向保管人交付货物之时，并不限定向保管人交付货物者必须为货物的所有权人。(3)如果出现第三人对保管物主张权利的，依据《民法典》第896条的规定，除依法对保管物采取保全或者执行的以外，保管人应当履行向存货人返还保管物的义务。如果非保管合同相对方的提单持有人认为贸易合同中的相对方存在违约，基于合同的相对性，应向贸易合同相对方提出主张。如果提单持有人仍持有提货单而货物已被交付系无单放货所致，其应依无单放货的相关规定寻求救济。持有提单之事实，不能当然赋予提单持有人可不顾违约责任或侵权责任之事实要件和法律基础而任意或无限主张物之返还或赔偿的权利，不能当然赋予其获得优于港口经营人基于合同对案涉货物合法占有的权利，亦无法当然消灭港口经营人应负的向寄存人返还货物的合同义务。(4)国际贸易和航运实践中，必须依据贸易合同、运输合同、仓储合同以及可能存在于各环节的代理合同等不同的法律关系，分别对应确定相关主体的权利和义务。在贸易合同法律关系中，卖方未能就货款支付方式进行合理安排以保障其货款的清偿，未能通过与买方和仓储人签订三方协议或其他合理方式就货物控制进行妥善约定，买方收到货物后卖方未能收到货款的商业风险，一般不能当然转嫁至其他合同法律关系下的相关当事人。
而如果将港口经营人视为承运人交付货物环节中的最后一环，或者说将港口经营人视为承运人角色的延伸，则港口应依据《海商法》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海事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其所保管或仓储货物的交付对象。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32条的规定，港口货物堆存、保管、仓储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海事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虽然港口货物保管合同更多具有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的性质，保管的标的物系货物即动产，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争议主要与货物的保管或仓储相关，赋予此类案件专属管辖的属性可能存在不同看法。考虑到港口货物保管时常被作为港口作业中的一环，而货物的堆存、保管或仓储在港口，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更便于收集和核对证据，确定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也确实不会给当事人带来更大的不便，故将此类案件确定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亦较为合理。至于案件地域管辖的路径依据，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规定，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与港口作业纠纷是两个独立的案由，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的地域管辖未作特别规定，考虑到港口作业实践中，当事人之间不时签订有港口作业合同以及案件审理的便利和当事人参与诉讼的便利等，以《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的规定，确定沿海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并无不当。如果纠纷并非发生于沿海的港口，而发生在长江沿岸的港口或其他与海相通的水域的港口，则《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的规定不能涵盖此类情形，以《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为依据，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海事法院管辖区分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海事法院管辖亦无不妥。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21章保管合同、第22章仓储合同的相关规定。如果港口与委托人签订的合同名称为仓储合同，应注意广义的保管合同包括仓储合同。关于保管合同和仓储合同的法律适用，
根据《民法典》第888条规定，保管合同是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依《合同法》第395条的规定，仓储合同一章没有规定的，适用保管合同的有关规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应注意该案由与港口作业纠纷案由的区分。如果委托人与港口签订的合同包含对运抵或运离港口的各类货物进行装卸、驳运、仓储或保管、装拆集装箱等一揽子操作，当事人未将其中某一环节单独予以剥离提起诉讼，此种情形下以将案件定性为港口作业纠纷为宜。如果属于相关人员在操作港口作业机械、设备过程中造成港口设施损坏或者给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则更应确定为港口作业纠纷。如果当事人将包含有一揽子作业内容中的货物保管或仓储合同单独作为起诉的诉因，则应确定为港口货物保管合同纠纷为宜。如果当事人单独就港口货物订立有保管或仓储合同，则无疑应以本案由对案件进行定性。 |
船舶代理合同纠纷 | 委托合同，是指委托人和受托人约定，由受托人处理委托人事务，委托人向受托人偿还受托人因处理委托事务而垫付的必要费用和相应利息的合同。受托人一般应当按照委托人的指示亲自处理受托事务。船舶代理合同具有委托合同的一般法律属性，是指船舶代理人接受船方的委托，代为办理与船舶营运有关的事务、船舶进出港手续等事务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船舶代理合同纠纷。船舶代理人一般为法人机构，必须取得相关资质才可从事船舶代理业务。
航运实践中，船舶代理机构接受船舶所有人或者船舶承租人、船舶经营人的委托，可以经营下列业务：办理船舶进出港口手续，联系安排引航、靠泊和装卸；代签提单、运输合同，代办接受订舱业务；办理船舶、集装箱以及货物的报关手续；承揽货物、组织货载，办理货物、集装箱的托运和中转；代收运费，代办结算；组织客源，办理有关海上旅客运输业务等。在船舶代理机构代办业务涉及订舱业务、承揽货物、组织客源等事务时，需根据合同约定的委托事项和合同履行情况，甄别船舶代理人是接受船方的委托还是货方的委托，从而确定其从事的船舶代理业务还是货运代理业务。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9条的规定，船舶代理合同纠纷案件船舶代理合同纠纷属于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审理船舶代理合同纠纷，主要是以《民法典》合同编第23章委托合同、合同编第1分编中的相关规定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国际海运条例》的相关管理性规定，以及涉及当事人权利义务的规定，也是审理案件的依据。但应注意的是，当事人违反相关管理性规定对合同效力产生何种影响，应根据具体案情予以认定，不宜一概否定合同的效力。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14章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船舶代理合同的主要特征在于：船舶代理人是接受船方委托，代为办理与船舶营运和进出港手续有关的业务而形成的合同。实践中存在因未准确理解该案由而将案件错误定性的情况。例如，混淆船舶代理合同和货运代理合同。合同约定由某船务代理公司为货方提供码头货物装卸、物流等事项的代理服务，货方向某船务代理公司支付代理费。虽然请求支付费用的当事人名称包含船务代理的字眼且争议与代理事务的履行和代理费的支付有关，但考察双方在合同中的权利义务，其并不涉及为船舶有关营运业务和进出港手续等事务，此时不宜确定为船舶代理合同。又如，未注意受托人所代理事务的类型，将受船方委托代为办理的一般性事务混淆为船代业务，认为只要是受船方委托代为办理的事务，均为船代事务，此系对船舶代理合同纠纷这一案由的误解。 |
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是指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委托人的委托，办理与海上、通海水域与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并就所提供的服务向委托人收取约定报酬的合同。货运代理企业接受委托人委托，处理与海上货物运输有关的货运代理事务内容繁多，一般说来，货运代理企业提供的典型的货运代理业务包括：(1)提供订舱、报关、报检、报验、保险服务；(2)提供货物的包装、监装、监卸、集装箱装拆箱、分拨、中转服务；(3)缮制、交付有关单证并进行费用结算；(4)提供仓储、短途陆路运输服务；(5)处理其他海上货运代理事务。货运代理企业因履行前述事务与委托人之间的纠纷，则属于典型的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7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该类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海上、通海水域货运代理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涉及代理人的相关规定，以及《民法典》合同编第23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应适用条约的情形，关于国际条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 货运代理企业实际从事的业务范围广泛，在从事货运代理事务时往往存在受托同时从事多项事务的情况。海事法院审理海上货运代理纠纷案件时，应根据货运代理企业具体从事的事务，认定货运代理企业与委托人之间实际形成的法律关系。如果货运代理企业从事的是代理事务，即使从事的代理事务涉及多项，其与委托人之间仍仅形成代理关系。此时应依据《民法典》合同编关于代理人承担过错责任之归责原则，依法对代理人的责任进行判断。如果货运代理企业还从事了运输、仓储或保管等业务，则应认定其与委托人之间分别形成运输合同法律关系或仓储、保管合同等不同法律关系。此时应依据《民法典》合同编相关章节判断货运代理企业的责任。总之，货运代理企业与委托人之间法律关系的认定应根据双方合同的约定，并考量货运代理企业实际履行合同的相关行为来综合加以认定。
在立案阶段，往往难以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作出准确认定，可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初步证据，结合当事人的诉请确定案件案由，在案件实体审理阶段再根据审理过程中证据所展现的事实，最终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确定案件的案由。 |
理货合同纠纷 | 理货合同，是指理货人为船方或货方提供理货服务，船方或货方向理货人支付相应报酬或费用的合同。航运实践中的理货，是指船方或货方在装货港或卸货港收受和交付货物时，委托港口的理货人代理完成的在港口对货物进行数量清点、货物残损检查、指导货物装舱积载，并制作有关单证等工作。理货人在理货业务中所使用和出具的单证称为理货单证，理货单证的主要种类包括：理货委托书，计量单、现场记录、日报单、待时记录、货物溢短单、货物残损单、货物积载图，以及分港卸货单、货物分舱单、分标志单、货物查询单等。
理货分为公证性理货和交接性理货。公证性理货是理货部门应车(船)方申请，代车(船)方办理理货工作，理货人只提供签证，证明货物交接实际情况，并不负担货物溢缺、残缺责任。交接性理货由交接双方各自派出理货人员代表本单位办理货物交接手续，并指导装卸人员合理堆垛，分票清楚，分清残损原因。例如，港口的库场理货，就是将出口货物交给船方，进口货物接卸入库、保管、转运、交付货主等，在交接过程中对货物的短溢、残损等情况如实记录，并取得责任方的确认。外轮理货是一项具有公正性的工作，对货物数量和残损能够起到公证的作用，所出具的单证具有法律效力。理货工作必须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船边交货的原则和一次鉴定原则。①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9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理货合同纠纷案件属于典型的海商案件，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①《交通大辞典》编辑委员会编：《交通大辞典》,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02页、第509页。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海上、通海可航水域理货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23章委托合同的相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海商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应适用条约的情形，关于国际条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 当事人因交接性理货合同发生争议时，需要准确区分当事人之间合同的法律性质，如果讼争的理货合同还包含有仓储、港口作业或者承揽的相关事实，应依据当事人之间合同约定的主要义务和实际履行的主要义务最终确定合同的性质。在立案阶段，可以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初步证据，结合当事人的诉请初步确定案件案由，在案件实体审理阶段再根据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展现的事实，最终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确定案件的案由。
关于理货合同的效力，应注意相关行政管理规定对合同效力的影响。根据交通运输部2019年4月修订发布的《港口经营管理规定》的规定，行政主管部门已经取消港口理货的经营许可，将经营港口理货业务许可改为备案，取消港口理货业务许可条件和许可程序等相关条款，并相应增加备案管理要求。对港口理货业务经营人以及从事船舶港口服务、港口设施设备和机械租赁维修的经营人未按照有关规定办理备案的，虽应予以行政处罚，对违反规定行为的，纳入信用记录并予以公示。相关行政处罚措施并不必然影响理货合同的效力。 |
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 | 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是指供应商向船方提供船用物料和备品，船方向供应商支付货物价款的合同。船舶物料和备品种类繁多，依不同标准可做不同分类。根据物料和备品的自身形态，可分为燃润料及水、黑白金属、有色金属、金属制品、化学品、电工材料、各种工具等；根据物料和备品的用途，可分为甲板用品、轮机用品、消防救生设备、船舶电气设备、钢丝绳及索具、集装箱绑扎件、包括防爆工具在内的各种工具及其他常规物料。与为保障船员在船上正常生活相关的生活物资，也属于船舶物料和备品的范畴。总之，船舶物料和备品是保障船舶正常营运、船员在船正常生活的重要物资。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8条的规定，与特定船舶营运相关的物料、燃油、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商案件，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9章买卖合同的相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海商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货物买卖合同领域有代表性的国际公约主要是《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我国是公约成员国。若案件存在应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情形，关于国际条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中当事人明确排除适用《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的，则不应适用该公约。 | 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性质上属于《民法典》合同编第9章所规定的买卖合同。在船舶营运存在如下情形时，在案件受理和审理阶段，需要准确识别供应商的合同相对方：(1)船舶经营系以光租经营、挂靠经营、合伙经营、承包经营等方式经营；(2)船舶物料和备品是由相关工作人员实际接收和签字，工作人员的行为应视为哪一方的行为或者供货凭据上仅加盖有船舶的船章，加盖船章的行为对哪一方产生约束力；(3)船舶修理或改建时，船方与提供修理或改建服务的承揽人之间因对承揽人的义务是否包括提供物料和配件发生争议，作为承揽合同外第三方的供应商如果与收货方的合同约定不明，也需要准确界定船舶物料和备品供应合同的买受人。
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3条的规定，船舶关键部件和专用物品的分包施工、委托建造、订制、买卖等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因船舶关键部件和专用物品仅为船舶的组成部分，不是船舶本身，也不属于船舶物料和备品，此类争议可确定为上一级案由。管辖则应根据合同争议的相关管辖规则，确定由相应的海事法院管辖。
在立案阶段，可以依据当事人提交的初步证据，结合当事人的诉请初步确定案件案由，在案件实体审理阶段再根据审理过程中当事人提交的证据所展现的事实，最终对当事人之间的法律关系进行定性，确定案件的案由。 |
船员劳务合同纠纷 | 船员劳务合同，是指船员与船舶所有人(包括光船承租人、船舶管理人、船舶经营人)就船员在船上提供服务，船舶所有人向船员支付工资或报酬的合同。需要强调的是，此处的船员劳务合同是从广义上理解，既包括狭义的船员劳务合同即雇佣合同，也包括船员劳动合同。在传统民事审判领域，存在劳动合同和劳务合同的区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也采用两个案由，分别对劳动合同纠纷、劳务合同纠纷作了规定。但在海事立法和海事审判领域，《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其司法解释，以及《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海事海商案由部分均只使用了“船员劳务合同”这一表述。虽然此处所指“船员劳务合同”涵盖了船员劳务(即狭义的雇佣)合同纠纷、船员劳动合同，但长期以来立法和司法文件毕竟未明确使用“船员劳动合同”这一措辞，与传统劳动争议所使用的措辞未能完全对应，由此导致在海事司法实践中对船员劳务(含劳动)合同纠纷的解决路径在认识上不完全一致。2016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
围的规定》,其中第24条使用了“船员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含船员劳务派遣协议)项下与船员登船、在船服务、离船遣返相关的报酬给付及人身伤亡赔偿纠纷案件”的表述，正式以司法解释的形式区分了“船员劳动合同”与“船员劳务合同”(即狭义的雇佣合同),2020年9月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分别在第1条和第2条也在措辞上对船员劳动合同和船员劳务合同进行了明确区分。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24条的规定，船员劳动合同、劳务合同(含船员劳务派遣协议)项下与船员登船、在船服务、离船遣返相关的报酬给付及人身伤亡赔偿纠纷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
关于船员劳务合同(广义，包括船员劳动合同)纠纷的主管问题，有一个逐步演进的过程。《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确定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由海事法院管辖。2002年6月10日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案件是否应劳动仲裁前置的请示的复函》进一步明确，船员劳务合同包括国内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涉及船员工资等处于第一顺序的船舶优先权请求。此类案件是极具专业特点的海事案件，应当由海事法院审理，不受仲裁前置的限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吸纳了复函的内容，规定船员劳务合同纠纷由海事法院直接受理。
随着实践的发展，逐渐出现了船员劳动合同纠纷中，船员的诉讼请求不涉及船员登船、在船服务、离船遣返，即船员的诉讼请求与船舶优先权无关的情况，此类案件是实行仲裁前置还是由海事法院直接受理，海事司法实践仍不统一。因具有船舶优先权的性质，船员工资等具有船舶优先权性质的请求强调的是产生于“在船上工作”,对于船员在陆地上从事管理工作或其他工作而与船舶所有人产生的工资、其他劳动报酬和社会保险费用争议，以及非船员与船舶所有人的类似争议，因均与船上工作无关而不涉及船舶优先权问题。对此，海事审判实践和理论中逐步出现了区分“上船服务”与“非因上船服务”的声音，提出前者与普通劳动争议案件一样实行仲裁前置，首先交由专业劳动仲裁机构先行仲裁，这样反而更有利于快速解决纠纷，更有利于船员利益保护。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通过电话答复的方式肯定了这一做法。2016年颁布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主要是解决收案范围问题，未进一步对这一问题作出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起草过程中，有观点认为，所有的船员劳动合同，不论是否与船员登船、在船服务、离船遣返相关，应一律实行仲裁前置。另有观点认为，海事法院经过长期的实践积累，对于处理涉船员纠纷积累了较为丰富的经验，海事法院直接受理此类纠纷有助于提升纠纷解决的效率和质量。与船员有关的所有纠纷，不论是劳动合同纠纷海事劳务合同纠纷，不论与船员登船、在船服务、离船遣返相关是否相关，应一律交由海事法院直接受理，不实行仲裁前置。
2020年9月27日公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正式实施时，对海事审判实践中区分“上船服务”与“非因上船服务”的做法予以吸纳。该司法解释第1条明确规定，船员与船舶所有人之间的劳动争议不涉及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当事人直接向海事法院提起诉讼的，海事法院告知当事人依照《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处理。依据该规定，船员劳动合同纠纷与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无关、不涉及船舶优先权问题的，争议实质上属于普通的劳动争议，应依《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规定，按“先裁后审”“一裁两审”的程序处理。而对于与船员登船、在船工作、离船遣返有关的劳动争议，以及船员劳务合同纠纷，仍应由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直接受理。
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5项的规定，因海船的船员劳务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原告住所地、合同签订地、船员登船港或者离船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海事实践中，对于涉内河船船员纠纷的案件管辖，以及与船员登船、在船服务、离船遣返相关的船员劳动合同纠纷，也可参照这一管辖规定办理。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船员劳务合同(广义，含船员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实体法方面主要是《劳动法》《劳动合同法》《海商法》,程序法方面主要是《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还应依据则首先还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船员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确定合同的准据法。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海商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2015年8月29日，我国已批准加入《2006年海事劳工公约》,公约目前已对我国生效。若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应适用公约的情形，关于公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 船员劳动合同和船员劳务合同(狭义)的区分是确立案由的难点所在。因目前境外船东与中国船员、境外船东与外国船员无法建立我国劳动法意义上的劳动合同，因此，航运实践中狭义的船员劳务合同，主要包括境外船东与中外船员之间的合同。另外，从事沿海内河运输的个人船东、从事渔业捕捞的个人船东等雇用船员提供服务，以及具备用人单位特征的公司临时雇用船员从事短期劳务工作等，实践中较多被认定为劳务合同。
另需注意的是，船员在一个案件中提出的诉讼请求可能同时涵盖与船舶优先权有关的事项和与船舶优先权无关的事项，为方便船员诉讼，避免要求船员拆分诉讼请求分别通过仲裁前置和直接诉讼的方式解决争议，徒增当事人的诉累，海事法院可以考虑对两类请求一并予以受理。 |
海难救助合同纠纷 | 海难救助，是指对遭遇海难的船舶、货物和客货运费的全部或组成部分，由外来力量对其进行救助的行为，而不论这种行为发生在任何水域。实施救助的外来力量可以是从事救助工作的专业救助人，也可以是邻近或过往的船只。海难救助是海商法所特有的一项古老的制度。在航海贸易初期，人类航海技术抵御海上风险的能力较低，为鼓励人们勇于救助处于危难中的船舶，发展航海事业，海难救助制度逐步发展起来。如果救助方能成功使得遇险船舶、货物脱离危险，救助者即有权主张报酬，并有条件地对获救财产享有留置权。从遇险方的境地考虑，与其让天灾或海盗将船舶或货物夺走，不如同意或聘请他人前来救助，救助成功则给予报酬。
海难救助的形式主要包括三种，即纯救助、合同救助(一般采用标准格式合同)和雇佣救助。纯救助情形下救助方与被救助方无救助协议，救助采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合同救助也采用“无效果，无报酬”原则，但救助方与被救助方一般签订有标准格式合同，因为救助开始时最终的救助效果尚未确定，故合同中对救助报酬的具体数额一般不做约定，或者仅约定救助报酬的支付方式。该种救助方式是当今海难救助最普遍采用的形式。随着航运实践的发展，雇佣救助(又称实际费用救助)形式也越来越多。雇佣救助一般采用书面合同，约定以救助方所实际使用的人力和设备，并根据实际耗费的时间计算报酬。①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2条的规定，海难救助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31条规定，因海难救助费用提起的诉讼，由救助地或者被救助船舶最先达到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海难纠纷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范畴，此处所指人民法院并非指不从事海事审判的地方法院，而是指作为专门法院的海事法院。即对此类案件具有管辖权的法院为救助地海事法院或者被救助船舶最先达到地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海商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是海难救助方面最具影响力的国际公约，我国是公约成员国。若案件存在应适用公约的情形，关于公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需要注意的是，关于《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所规制的救助类型、我国《海商法》所调整的救助的类型，以及公约与我国《海商法》《合同法》(《民法典》合同编)的相互关系，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110号指导案例，即交通运输部南海救助局诉阿昌格罗斯投资公司、香港安达欧森有限公司上海代表处海难救助合同纠纷案确立的裁判要旨是：雇佣救助合同依据《合同法》(《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并明确《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救助合同“无效果，无报酬”,但均允许当事人对救助报酬的确定可以另行约定。若当事人明确约定，无论救助是否成功，被救助方均应支付报酬，且以救助船舶每马力小时和人工投入等作为计算报酬的标准时，则该合同系雇佣救助合同，而非上述国际公约和我国《海商法》规定的救助合同。在《1989年国际救助公约》和我国现行《海商法》对雇佣救助合同没有具体规定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我国《合同法》(《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确定当事人的权利义务。 | 无论是合同救助情形下当事人之间采用的标准格式合同，还是雇佣救助情形下当事人之间采用的能大量体现当事人之间协商内容的合同，因当事人之间存在救助合同关系，确定案件案由时可采用第三级案由即海难救助合同纠纷。但在纯救助的情形下，施救方与被救助方不存在任何协议，海难救助合同这一第三级案由难以涵盖当事人之间因纯救助产生的纠纷，可根据第二级案由即海事海商纠纷确定该类争议的案由。 |
海上、通海水域打捞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打捞合同，是指打捞人提供人员、技术和设备，对海上、通海水域的沉船、沉物等沉没物及水上漂浮物实施相关打捞，包括扫测、探摸等行为，沉没物和漂浮物的所有人、经营人向打捞人支付相关费用和报酬的合同。船舶所有人、经营人自行与打捞人就打捞事宜经平等协商一致订立的打捞合同，以及经海事行政主管机关要求船舶所有人、经营人限期打捞，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与打捞人经协商一致订立的打捞合同。海上、通海水域打捞合同性质上属于承揽合同。
当船舶或其设备、货物等沉没或漂浮于航道、锚地、生产水域，影响船舶航行，航道整治、捕捞养殖、工程建设或其他水下作业，或对环境造成污染等，如船舶所有人、经营人等未能根据行政主管机关的通知如期打捞，还可能发生强制打捞的问题。即行政主管机关依法采取强行起浮、拖曳、清除或解体措施等强制打捞，因此而发生的全部费用由沉没物、漂浮物的所有人、经营人等承担。对强制打捞情形下当事人之间法律关系如何定性，存在不同的看法。打捞人受海事行政机关指派完成打捞作业后，谁有权向责任人索赔，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海事行政机关指令打捞公司采取打捞措施属于行政代履行，打捞公司与责任人之间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打捞人不能依据民事法律关系起诉责任方，而应按照由行政代履行的相关程序规则进行；二是应由打捞公司向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三是应由海事行政机关向责任人提起民事诉讼。在现行法体系下，行政代履行的观点可能依据更为充分。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3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打捞清除纠纷案件属于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打捞合同纠纷是有关各方依据所订立的民事合同进行打捞清除而发生的纠纷。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
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海上、通海水域打捞合同纠纷的法律适用，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17章承揽合同的相关规定。根据个案具体情况，《海上交通安全法》《打捞沉船管理办法》《关于外商参与打捞中国沿海水域沉船沉物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亦为适用依据。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海商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应适用条约的情形，关于国际条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 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与打捞人就打捞事宜经平等协商一致订立的打捞合同，以及经海事行政主管机关要求船舶所有人、经营人限期打捞，船舶所有人、经营人与打捞人经协商一致订立的打捞合同，因该两类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发生的争议，可以依本案由予以确定。强制打捞情形下，依据目前的相关规定，可考虑将因强制打捞纠纷确定为海事海商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是指承托方用拖轮将被拖物经海上、通海水域从一地拖至另一地，由被拖方支付拖航费的合同。被拖方未按照约定支付拖航费和其他合理费用的，承拖方对被拖物有留置权。按起拖地和目的地的不同，可分为沿海拖航合同和国际拖航合同。海上拖航合同的主要内容，主要包括承拖方和被拖方的名称、拖轮和被拖物的名称和主要尺度、拖轮马力、起拖地和目的地、起拖日期、拖航费及其支付方式等。承拖方在起拖前和起拖当时，应当谨慎处理，使拖轮适航、适拖，船员适任，配置拖航索具和配备供应品以及该航次必备的其他装置、设备。被拖方在起拖前和起拖当时，应使被拖物处于适拖状态，并向承拖方如实说明被拖物的情况，提供被拖物适合拖航的证书和有关文件。
起拖前，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履行的，双方均可以解除合同，并互相不负赔偿责任。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拖航费已经支付的，承拖方应当退还给被拖方。起拖后，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合同不能继续履行的，双方均可以解除合同，并互相不负赔偿责任。因不可抗力或者其他不能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致使被拖物不能拖至目的地的，除合同另有约定外，承拖方可以在目的地的邻近地点或者拖轮船长选定的安全的港口或者锚泊地，将被拖物移交给被拖方或者其代理人，视为已经履行合同。
拖航过程中，承拖方或者被拖方遭受的损失，由一方的过失造成的，有过失的一方应当负赔偿责任；由双方过失造成的，各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赔偿责任。但如果经承拖方证明，被拖方的损失是由于拖轮船长、船员、引航员或者承拖方的其他受雇人、代理人在驾驶拖轮或者管理拖轮中的过失，或者拖轮在海上救助或者企图救助人命或者财产时的过失造成，承拖方不负赔偿责任；在海上拖航过程中，由于承拖方或者被拖方的过失，造成第三人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失的，承拖方和被拖方对第三人负连带赔偿责任。除合同另有约定外，一方连带支付的赔偿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的，对另一方有追偿权。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30条的规定，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拖航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范畴，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第4条和第7章，以及《民法典》合同编第17章关于承揽合同或相类似合同的有关规定。根据《海商法》第4条的规定，我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由悬挂我国国旗的船舶经营。但是，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除外。非经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批准，外国籍船舶不得经营我国港口之间的海上运输和拖航。《海商法》第7章则明确规定，关于海上拖航合同的规定不适用于在港区内对船舶提供的拖轮服务。拖轮所有人拖带其所有的或者经营的驳船载运货物，经海路由一港运至另一港的，视为海上货物运输。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海商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存在应适用公约的情形，关于公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 典型的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是主营拖航业务的企业作为拖航合同的一方当事人，用其自有的或者租用的拖轮为他人提供拖航服务并收取报酬。但航运实践中，有的承托方是专业海商拖航企业，也有的承托方是打捞、救助企业或其他企业。关于实施拖带的船舶，有时会出现拖轮之外的运输船舶，或其他有动力的船舶拖带被拖物的情况。如果当事人之间所约定的和实际履行的具有拖航合同的特点，案由即应确定为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
在对遇险船舶进行救助时，如果相关救助行为涉及对遇险船舶的拖带，确定案由时需考察订立合同的背景和经过，以及双方缔约的主要目的等，最终确定案涉合同的属性，确定其为海上、通海水域拖航合同抑或海难救助合同。 |
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是指保险人按照约定，对被保险人遭受保险事故造成保险标的的损失和产生的责任负责赔偿，而由被保险人支付保险费的合同。此处所指保险事故，是指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的任何海上事故，包括与海上航行有关的发生于内河或者陆上的事故。可以作为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保险标的包括：(1)船舶；(2)货物；(3)船舶营运收入，包括运费、租金、旅客票款；(4)货物预期利润；(5)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6)对第三人的责任；(7)由于发生保险事故可能受到损失的其他财产和产生的责任、费用。
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的内容主要包括保险人名称、被保险人名称、保险标的、保险价值、保险金额、保险责任和除外责任、保险期间、保险费。保险合同的主要内容不一定即为保险合同的必备内容。例如，关于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但如果当事人未作约定，也不影响合同的成立和生效。保险人与被保险人未约定保险价值的，依照下列规定计算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1)船舶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船舶的价值，包括船壳、机器、设备的价值，以及船上燃料、物料、索具、给养、淡水的价值和保险费的总和；(2)货物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货物在起运地的发票价格或者非贸易商品在起运地的实际价值以及运费和保险费的总和；(3)运费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承运人应收运费总额和保险费的总和；(4)其他保险标的的保险价值，是保险责任开始时保险标的的实际价值和保险费的总和。
保险金额由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约定。保险金额与保险价值相等的，属于足额保险；保险金额小于保险价值的，属于不足额保险；保险金额超过保险价值的，属于超额保险。超过保险价值的，超过部分无效，保险人的最高责任为保险价值而非保险金额。
保险责任开始前，在向保险人支付手续费后被保险人可以要求解除合同，保险人应当退还保险费。除非合同另有约定，保险责任开始后被保险人和保险人均不得解除合同，根据合同约定在保险责任开始后可以解除合同的，被保险人要求解除合同，保险人有权收取自保险责任开始之日起至合同解除之日止的保险费，剩余部分予以退还；保险人要求解除合同，应当将自合同解除之日起至保险期间届满之日止的保险费退还被保险人。
合同订立前，被保险人应当尽最大诚信义务，将其知道的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有关影响保险人据以确定保险费率或者确定是否同意承保的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保险人知道或者在通常业务中应当知道的情况，保险人未询问的，被保险人无需告知。由于被保险人的故意，未将前述重要情况如实告知保险人的，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并不退还保险费。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人不负赔偿责任。被保险人未如实告知前述重要情况但并非出于故意，保险人有权解除合同或者要求相应增加保险费。保险人解除合同的，对于合同解除前发生保险事故造成的损失，保险人应当负赔偿责任；但是，未告知或者错误告知的重要情况对保险事故的发生有影响的除外。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40条的规定，海上保险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1条的规定，因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如果保险标的物是运输工具或者运输中的货物，可以由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人民法院管辖。因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范畴，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除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外，还可协议选择《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1条规定的运输工具登记注册地、运输目的地、保险事故发生地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第12章。依据《保险法》第182条、《海商法》未规定的，适用保险法的有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的规定，涉及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的案件类型还包括：以通海可航水域运输船舶及其营运收入、货物及其预期利润、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对第三人责任等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第41条);以船舶工程的设备设施以及预期收益、对第三人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第42条);以港口生产经营的设备设施以及预期收益、对第三人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第43条);以海洋渔业、海洋开发利用、海洋工程建设等活动所用的设备设施以及预期收益、对第三人的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第44条);以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所用的设备设施以及预期收益、对第三人的责任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合同纠纷案件(第45条)。这些规定是在本案由下对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的保险标的进一步细化。这些案件都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都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在争议涉及上述保险标的需确定案由时，仍应确定为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保赔合同纠纷 | 保赔保险是保障与赔偿责任险的简称，是由船舶所有人、承租人、船舶代理人或货运代理人组成的相互保险的组织(船东互保协会，简称P&IClub),收取入会船的保险费，为会员可能承担的责任提供保险的一种保险方式。船东互保协会提供保赔保险服务不以盈利为目，其承保的风险一般是船舶保险人不承保的风险，主要包括对人的责任、对物的责任、对费用的责任、油污责任、清理沉船沉物的责任和根据拖带合同产生的责任等。随着实践的发展和船东所承担责任风险的增多，互保协会也发展出一些新的险别，不同的互保协会章程各不相同，承保的风险虽不尽一致，但大同小异。船东互保协会实行的是会员制，不以营利为目的，还对会员提供保险赔偿之外的相关服务。目前世界上95%以上的远洋商船都参加了互保协会，保赔保险成为海上保险中的重要险种之一。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40条的规定，海上保赔合同纠纷案件属于都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4项的规定，因海上保赔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保赔标的物所在地、事故发生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的规定，保赔标的物所在地是指保赔船舶的所在地。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当事人除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外，当事人还可将《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4项所列举的海事法院作为可协议选择的法院。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航运实践中一般将保赔保险定性为海上责任保险，但我国《海商法》和《保险法》中并无专门针对保赔保险的规定。一方面，《保险法》明确规定只适用于商业保险，《海商法》所规范的海上保险也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另一方面，从事保赔保险的船东互保协会是由入会会员组成，协会不以营利为目的，其行为更多具有互助的性质。因此，现行立法缺乏对保赔保险的专门性规定。考虑到保赔保险的会员封闭性、互助性和不以盈利为目的之特征，涉及海上、通海水域保赔合同的争议，首先应依据合同的约定来处理，合同未作约定或约定不明产生争议的，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并类推适用《海商法》海上保险合同编和《保险法》中的相关原理。另需要注意的是，航运实践中一些商业保险公司也推出了针对船东的保障与赔偿责任险，商业保险公司提供的此类保险服务与船东保赔协会提供的此类服务，应注意商业保险公司是以营利为目的，而船东互保协会并不以营利为目的，在对相关合同条款进行解释、法律适用时，在理念上可能需要考虑是否需要对两者进行适度区分。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41条的规定，以通海可航水域运输船舶及其营运收入、货物及其预期利润、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对第三人责任等为保险标的的保赔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涉及以通海可航水域运输船舶及其营运收入、货物及其预期利润、船员工资和其他报酬、对第三人责任等为保险标的的保赔合同时，适用本案由。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是指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货物所有人、港口经营人、货运代理企业、船舶代理机构等，经平等协商一致，为追求一定的经济利益约定实行联合经营所达成的合同。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经营方式，涉及船方、船代、货方、货代、港口等多方当事人。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不同于海商法意义下的多式联运经营合同。多式联运合同，是指多式联运经营人以两种以上的不同运输方式，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负责将货物从接收地运至目的地交付收货人，并收取全程运费的合同。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1)关于合同主体。运输联营合同可能是多方当事人共同签订的一份合同，各当事人均为合同主体，而多式联运合同下主要是多式联运经营人与托运人两者之间订立合同，对托运人而言，多式联运经营人应负责履行或者组织履行多式联运合同，并对全程运输负责。多式联运经营人与参加多式联运的各区段承运人之间，可以就多式联运合同的各区段运输，另以合同约定相互之间的责任。但是，此项合同不得影响多式联运经营人对全程运输向托运人所应承担的责任。(2)关于经营的业务。运输联营合同可以涵盖运输，但不以运输为限，但多式联运经营人与托运人之间的内容一般限于运输事务，只是运输的方式多于一种，且其中一种是海上运输方式。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纠纷属于海商纠纷，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1款的规定，海事诉讼的地域管辖应依照《民事诉讼法》有关地域管辖的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因该类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规定，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的地域管辖，因不同的联营形式而有所区别：(1)法人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法人型联营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2)合伙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合伙型联营体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3)协作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由联营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联营体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确有困难的，如法人型联营体已经办理了注销手续，合伙型联营体应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而未办理注册登记，或者联营期限届满已经解体的，可由被告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就海事法院的地域管辖而言，纠纷应由相应辖区的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当事人除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外，还可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第2条的规定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的相关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联营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也可参考适用。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如果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联营合同，中约定的联营事项仅涉及不同运输方式优化、配合，且其中一段运输包含海上运输方式，需注意其与多式联运合同的区别。应依据当事人合同约定的具体内容、合同实际履行的情况，综合判断合同的性质，如争议的合同确应认定为多式联运合同，则应将案由确定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 |
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 | 船舶营运借款合同，是指船舶所有人、承租人、经营人、管理人等为船舶的日常经营、运输生产，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船舶营运借款合同性质上属于借款合同纠纷，但此类借款合同对款项用途有着明确的约定，即所借款项系用于与船舶的日常经营、运输生产相关的目的。如果所借款项不是用于船舶的日常经营、运输生产，则不属于船舶营运借款合同，所产生的纠纷仅仅是一般借款合同纠纷。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49条的规定，为经营特定船舶而发生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该类案件的管辖应依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12章关于借款合同的有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1.船舶营运借款合同性质上属于借款合同，如果款项用途与船舶营运无关，则不应将案件确定为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在立案阶段，对于初步证据表明讼争合同系船舶营运借款合同，或者难以判断所借款项是否用于船舶日常经营，可依据该案由确定，具体案件事实和最终案由在实体审理阶段再加以解决。
2.在第三级案由之下，还分别存在船舶买卖、建造、修理、改建、拆解、抵押等合同纠纷，如果所借款项系用于船舶修理、改建等，因船舶的修理和改建与维护船舶的日常经营能力密切相关，但在具体案由的确定上，亦应确定为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如果船舶的修理、改建纠纷不涉及或不主要涉及借款争议，则仍应分别确定为船舶修理、改建合同纠纷。如果所借款项系用于船舶买卖、建造、拆解，因船舶的买卖、建造、拆解与船舶的日常营运无直接关联，因此分别确定为船舶买卖、建造、拆解合同纠纷为宜。
3.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48条和第61条的规定，以船舶、海运集装箱、港航设备设施、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设定担保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但当事人仅就借款合同纠纷起诉的案件除外。如果以船舶、海运集装箱、港航设备设施、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设定担保所借款项系用于船舶营运，债权人一并起诉借款人和担保人，基于担保的从属性，在确定案由时，可以确定为船舶营运借款合同纠纷。如果所借款项与船舶营运无关，可以确立为海事担保合同纠纷。 |
海事担保合同纠纷 | 海事担保合同，是指为保障相关权利人海事债权的实现，由债务人或第三人以其财产向债权人提供担保，依照约定或法定的顺序、方式担保相关权利人的海事债权得到清偿的合同。海事担保合同具有多种表现方式。例如，根据《海商法》第188条规定，被救助方在救助作业结束后，应当根据救助方的要求，对救助款项提供满意的担保。在不影响前款规定的情况下，获救船舶的船舶所有人应当在获救的货物交还前，尽力使货物的所有人对其应当承担的救助款项提供满意的担保。在未根据救助人的要求对获救的船舶或者其他财产提供满意的担保以前，未经救助方同意，不得将获救的船舶和其他财产从救助作业完成后最初到达的港口或者地点移走。《海商法》第202条第1款、第2款规定，经利益关系人要求，各分摊方应当提供共同海损担保。以提供保证金方式进行共同海损担保的，保证金应当交由海损理算师以保管人名义存入银行。
除却上述情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涉及的相关与海事海商有关担保的规定，也是海事担保合同的重要表现形式。主要包括：港口货物抵押、质押等担保合同纠纷案件；海运集装箱抵押、质押等担保合同纠纷案件；港航设备设施抵押、质押等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以船舶、海运集装箱、港航设备设施设定担保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但当事人仅就借款合同纠纷起诉的案件除外);为担保海上运输、船舶买卖、船舶工程、港口生产经营相关债权实现而发生的担保合同纠纷等案件；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抵押、质押等担保合同纠纷案件；以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设定担保的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但当事人仅就借款合同纠纷起诉的案件除外);为担保海洋及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海洋开发利用等海上生产经营相关债权实现而发生的担保、独立保函、信用证等纠纷案件；申请实现以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物料、海运集装箱、港航设备设施、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等财产为担保物的担保物权案件等。当事人因该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海事担保合同纠纷。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所规定的海事担保，以及独立保函、信用证等纠纷案件，申请实现以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物料、海运集装箱、港航设备设施、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等财产为担保物的担保物权案件等，均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首先，作为一般原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第21条规定，债权人一并起诉债务人和担保人的，应当根据主合同确定管辖法院。债权人依法可以单独起诉担保人且仅起诉担保人的，应当根据担保合同确定管辖法院。主合同或者担保合同约定了仲裁条款的，人民法院对约定仲裁条款的合同当事人之间的纠纷无管辖权。《民事诉讼法》
第23条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其次，就具体情形而言，如果是涉及港口货物、海运集装箱、港航设备设施、海洋开发利用设备设施抵押、质押等的海事担保合同纠纷案件，应以担保物所在地的海事法院管辖；涉及以船舶为担保的，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涉及为担保海洋及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海洋开发利用等海上生产经营相关债权实现而发生独立保函、信用证等纠纷案件，应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信用证和独立保函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确定地域管辖规则，并最终依据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规则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标的物所在地一般可理解为担保物所在地。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海事担保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民法典》《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有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首先，应注意海事担保合同纠纷和海事请求担保纠纷两个案由之间的区别。海事请求担保纠纷主要是当事人为申请海事强制措施，包括海事请求保全、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等措施提供担保所引发的纠纷。而海事担保合同纠纷主要是当事人从事海商交易中为担保债权人债权的清偿，因担保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其次，应注意为担保海上运输、船舶买卖、船舶工程、港口生产经营相关债权实现而发生的独立保函、信用证等纠纷案件，虽然独立保函和信用证具有独立于基础交易合同，不具有担保法所规定的具有从属性特征的担保，但在目前的案由体系下，可以纳入海事担保合同纠纷的范畴。再次，还应注意与船舶抵押合同纠纷的区别。如果所争议的担保形式为船舶抵押合同纠纷，则应以船舶抵押合同纠纷确定案由。 |
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 | 航道、港口疏浚合同，是指作为发包人的航道、港口的产权人或受托行使管理权的人，为开挖、疏通、扩宽或挖深航道、港口水域，与作为承包人的疏浚人订立的由疏浚人用人力或机械进行水下土石方开挖、清理，航道、港口的产权人或管理人支付报酬和费用的合同。广义的疏浚还包括用水下爆破法进行的炸礁、炸滩等。双方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为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
航道、港口疏浚合同性质上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还是承揽合同，存在不同的认识。一般说来，建设工程施工合同在性质上属于特殊的承揽合同，但二者仍然存在明显的区别。主要表现在：(1)主体要求不同。建设工程项目经过可行性研究、立项规划审批等，发包人应具备发包资格。施工主体实行市场准入制度，承包人是必须具备相应资质的法人。承揽合同的标的小，对定作人一般没有发包要求，承揽人可以是具有资质的法人，也可以是其他单位或者个人。(2)受行政制约不同。建设工程是涉及公共利益和安全的特殊产品，国家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控制，当事人意思自治受公权力的制约。承揽合同以当事人合意为主，行政一般不予干预。(3)合同要式不同。建设工程施合同应当采取书面形式。承揽合同既可以是书面形式，也可以是口头形式。(4)部分工作交由第三人完成的程序不同。建设工程总包人将其中部分工作交与第三人完成时，须取得发包人同意；承揽人有权将部分辅助工作交与第三人完成，无须征得定作人同意。承揽合同分包后，次承揽人就完成的工作向承揽人负责；建设工程分包后，分包人就工作成果与总包人共同向发包人承担连带责任。①
航道、港口疏浚工程的工程质量关系到航道、港口区域的人身和财产安全，具有较强的公共安全属性，《航道法》《航道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航道的有序管理作出了相应规定，交通部《航道工程建设管理规定》针对航道工程建设进一步制定了相关管理规定，以规范航道工程建设活动。考虑到航道和港口疏浚工程的特点，该类合同宜定性为建设工程合同。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5条的规定，海洋、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含水下疏浚等建设)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该类案件并无特殊的管辖规定，该类案件应依据民诉法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法院。航道、港口疏浚合同性质上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此类案件系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相应地，该类案件应由航道、港口疏浚工程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管辖属于专属管辖的范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故当事人就该类争议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约定因违反《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而应无效。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航道、港口疏浚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18章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有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5条的规定，海洋、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含水下疏浚、围海造地、电缆或者管道敷设以及码头、船坞、钻井平台、人工岛、隧道、大桥等建设)纠纷均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如果争议的建设工程不涉及航道、港口疏浚，而涉及围海造地、电缆或者管道敷设以及钻井平台、人工岛、隧道、大桥等建设，则不应确定为本案由，而应根据个案的特点，合理地确定相应的案由。有的可确定为本案由的上一级案由即海事海商纠纷，有的可确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有的可确定为承揽合同纠纷或委托合同纠纷等。 |
船坞、码头建造合同纠纷 | 船坞、码头建造合同，是指承包人对船坞、码头进行工程建设，作为发包人的船坞、码头的产权人或受托行使管理权的人支付价款的合同。对船坞、码头进行勘察、设计和施工的合同均属于船坞、码头建造合同。该类合同在法律性质上属于建设工程合同。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5条的规定，海洋、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含码头、船坞建设)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船坞、码头建造合同性质上属于建设工程施工合同，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8条第2款的规定，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按照不动产纠纷确定管辖。《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1项规定，由不动产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由于此类案件系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案件，相应地，该类案件应由航道、港口疏浚工程所在地的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不动产所在地法院的管辖属于专属管辖的范畴，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约定管辖不得违反该法对专属管辖的规定，故当事人就该类争议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约定因违反《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而应无效。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船坞、码头建造合同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合同编第18章关于建设工程合同的有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5条的规定，海洋、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含水下疏浚、围海造地、电缆或者管道敷设以及码头、船坞、钻井平台、人工岛、隧道、大桥等建设)纠纷均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如果争议的建设工程不涉及船坞、码头建造，而涉及围海造地、电缆或者管道敷设以及钻井平台、人工岛、隧道、大桥等建设而发生的纠纷，则不适用本案由，而应根据个案的特点，合理地确定相应的案由。有的可确定为本案由的上一级案由即海事海商纠纷，有的可确定为建设工程合同纠纷，有的可确定为承揽合同纠纷或委托合同纠纷等。 |
船舶检验合同纠纷 | 船舶检验合同，是指为了保证船舶、海上设施和船运货物集装箱具备安全航行、安全作业的技术条件，保障生命财产安全和防止水域环境污染，船舶检验机构与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签订的，由船舶检验机构对船舶进行技术检验，船舶的所有人或经营人支付相关报酬或费用的合同。根据《船舶检验管理规定》第2条第2款的规定，对水上设施、船用产品和船运货物集装箱的检验也属于船舶检验范畴。
需要注意的是，船舶检验分为法定检验和入级检验。法定检验是指船旗国政府或者其认可的船舶检验机构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法定检验技术规范，对船舶、水上设施、船用产品和船运货物集装箱的安全技术状况实施的强制性检验。法定检验主要包括建造检验、定期检验、初次检验、临时检验、拖航检验、试航检验等。法定检验项下的检验项目，船检机构不收取检验费用。入级检验是指应船舶、水上设施的所有人和经营人自愿申请，按照拟入级的船舶检验机构的入级检验技术规范，对船舶、水上设施进行的检验，并取得入级船舶检验机构的入级标识。
交通运输部主管全国船舶检验管理。交通运输部海事局负责对船舶检验工作实施统一监督管理。世界上大多数海运国家的船舶的检验是通过船级社来完成。以中国船级社(CCS)为例，CCS对中国籍船舶进行船级检验，并进行经海事局授权的法定检验，同时也接受其他缔约国的委托，对停靠我国港口的外国籍船舶进行法定检验，签发技术证书。
根据《海上交通安全法》第4条的规定，船舶和船上有关航行安全的重要设备必须具有船舶检验部门签发的有效技术证书。在法定检验情形下，船检机构是按照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法定检验技术规范，对船舶、水上设施、船用产品和船运货物集装箱的安全技术状况实施的强制性检验。对违反法定检验规定的，《船舶检验管理规定》规定了大量的罚则。因此，在强制检验的情形下，如果船检机构和相对人存在书面的或事实上的检验合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条关于行政协议的规定，该类检验合同应属于行政机关为了实现行政管理或者公共服务目标，与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协商订立的具有行政法上权利义务内容的协议。相对而言，入级检验是基于船舶、水上设施的所有人和经营人与相关入级检验机构的自愿，船舶、水上设施的所有人和经营人与船级社系平等主体，双方缔约过程中平等协商的因素更为明显。但如果船级社开展的检验项目系受海事局授权进行的法定检验，双方如果订立有相关协议，则协议仍具有行政协议的性质。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5条的规定，船舶检验合同纠纷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对该类案件的管辖并无特殊规定。如果船舶检验合同不涉及法定检验，则应依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根据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9条的规定，因不服海事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或者港口内的船舶、货物、设备设施、海运集装箱等财产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船舶检验合同的相关内容如果涉及法定检验，因该类检验因具有行政协议的性质，此时应依据《行政诉讼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相关规定确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 | 船舶检验合同如果不涉及法定检验，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财产争议，应适用《民法典》合同编的有关规定。如果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如果争议与法定检验有关，则应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协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的规定或其他相关规定。 | 如果当事人争议的船舶检验合同涉及法定检验，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9条的规定，海事法院已经可以受理此类海事行政案件。因此类争议实质上不属于平等主体之间的民商事争议，在确定案由时，应根据《行政诉讼法》及其司法解释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同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80条至第85条涉及的行政争议在确定案由时，均应照此办理。 |
海事请求担保纠纷 | 海事请求人为保障其海事请求得以实现，很多时候会提出海事请求保全。海事法院根据海事请求人的申请，如认为应保障其海事请求的实现，对被请求人的财产所采取的强制措施。海事法院受理海事请求保全申请，可以责令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海事请求人不提供的，驳回其申请。海事请求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错误的，应当赔偿被请求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海事请求担保纠纷即是指海事请求人与被请求人之间与海事请求的保全担保相关的纠纷。
海事请求担保的方式包括海事请求保全、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等程序中所涉及的担保。担保的方式为提供现金或者保证、设置抵押或者质押。海事请求人的担保应当提交给海事法院；被请求人的担保可以提交给海事法院，也可以提供给海事请求人。海事请求人提供的担保，其方式、数额由海事法院决定。被请求人提供的担保，其方式、数额由海事请求人和被请求人协商；协商不成的，由海事法院决定。海事请求人要求被请求人就海事请求保全提供担保的数额，应当与其债权数额相当，但不得超过被保全的财产价值。海事请求人提供担保的数额，应当相当于因其申请可能给被请求人造成的损失。具体数额由海事法院决定。担保提供后，提供担保的人有正当理由的，可以向海事法院申请减少、变更或者取消该担保。海事请求人请求担保的数额过高，造成被请求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和先予执行等程序所涉及的担保，可以参照本章规定。海事请求保全执行后，有关海事纠纷未进入诉讼或者仲裁程序的，当事人就该海事请求，可以向采取海事请求保全的海事法院或者其他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92条、第93条、第96条的规定，起诉前就海事纠纷申请扣押船舶、船载货物、船用物料、船用燃油或者申请保全其他财产的案件，海事请求人申请财产保全错误或者请求担保数额过高引起的责任纠纷案件，
以及因错误申请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引起的责任纠纷案件，均属于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此类案件都属于典型的海事案件。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6项的规定，因海事担保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担保物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因船舶抵押纠纷提起的诉讼，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应适用《民事诉讼法》涉外编中的第259条、第265条的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地域管辖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根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4条的规定，海事请求保全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海事请求担保纠纷系基于海事请求保全而产生，相应地，海事请求担保纠纷也应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该海事请求的诉讼 | 海事请求担保纠纷，是指申请人因在诉前或诉中申请海事法院采取海事请求保全、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等措施，就是否存在错误、是否需对被请求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而产生的纠纷。海事请求担保纠纷属于侵权纠纷。申请人是否担责，应根据侵权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进行分析，但又不能忽视其特殊性。
《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20条规定：“海事请求人申请海事请求保全错误的，应当赔偿被请求人或者利害关系人因此所遭受的损失。”《民事诉讼法》第105条亦规定：“申请有错误的，申请人应当赔偿被申请人因保全所遭受的损失。”《民法典》第1165条规定：“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依照法律规定推定行为人有过错，其不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第1166条规定：“行为人造成他人民事权益损害，不论行为人有无过错，法律规定应当承担侵权责任的，依照其规定。”依据以上规定，一般侵权行为以过错为归责原则，法律有特殊规定的才适用过错推定或无过错责任原则。对于因申请财产保全错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法律并未专门规定适用过错推定或者无过错责任原则，因此该行为属于一般侵权行为，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即申请保全错误一般需要考虑申请人主观是否存在过错，客观行为是否具有违法性、损害事实客观存在以及损害事实与申请行为之间具有因果关系为要件。如果案件的实体审理在事实查明、法律适用方面不同审级的法院、合议庭不同法官，以及相关审判组织在认识上尚且有争议，如要求申请人在案件审结之前甚至起诉之前即知晓实体裁判结果对其一定有利，对强制措施的申请一定正确，无疑是对申请人苛予了过于严格的注意义务要求。因此，如果仅以保全申请人的诉讼请求是否得到支持作为判断申请保全是否错误的依据，对当事人申请保全所应尽到的注意义务可能过于严苛，并有可能不利于善意当事人依法通过诉讼保全程序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 确定本案由时，应注意海事担保合同纠纷和海事请求担保纠纷两个案由之间的区别。海事请求担保纠纷主要是当事人因申请海事强制措施，包括海事请求保全、海事强制令、海事证据保全等措施而提供担保所引发的纠纷。而海事担保合同纠纷主要是当事人从事海商交易中为担保债权人债权的清偿，因担保合同的签订、履行、变更和终止而产生的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是指因在海上、通海水域从事运输活动，或其他作业的过程中，给他人人身、财产，以及海上、通海水域环境等造成重大损害或其他重大不良后果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的具体事故形态多样。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条至第5条、第7条、第65条至第66条所列举的情形为例，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引起的纠纷，具体形式可包括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包括浪损等间接碰撞的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船舶触碰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港口及其岸上的设施或者其他财产的损害责任纠纷案件，包括船舶触碰码头、防波堤、栈桥、船闸、桥梁、航标、钻井平台等设施的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船舶损坏在空中架设或者在海底、通海可航水域敷设的设施或者其他财产的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船舶排放、泄漏、倾倒油类、污水或者其他有害物质，造成水域污染或者他船、货物及其他财产损失的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船舶的航行或者作业损害捕捞、养殖设施及水产养殖物的责任纠纷案件；船舶航行、营运、作业等活动侵害他人人身权益的责任纠纷案件；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责任纠纷案件；污染通海可航水域环境、破坏通海可航水域生态责任纠纷等。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属于海事侵权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关于案件的地域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1项规定，因海事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除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9条至第31条的规定以外，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应依据该规定确定相应管辖规则。之后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海事法院管辖区域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海事法院。
如果具有涉外因素，案件的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4章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4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1项、第2项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
《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合同或者其他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可以书面协议选择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等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人民法院管辖，但不得违反本法对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对于侵权纠纷能否协议选择管辖法院，如果是一般的海事侵权涉及财产权益纠纷的，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似并不违反《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但是，本案由涉及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过程中的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从相关事故对环境的影响、案件审理的方便等角度考虑，不宜赋予此类案件当事人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选择权。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过程中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后，往往涉及相关人员或经营单位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可能发生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交叉问题。在确定案由时，应以当事人的诉请为基础，充分考虑三种责任性质在责任构成上的不同，准确确定案由和案件的处理路径。如果当事人提出刑事控告的，相关控告可能应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如果当事人对相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9条的规定，因不服海事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或者港口内的船舶、货物、设备设施、海运集装箱等财产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属于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应查明和认定当事人诉请针对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规定第79条调整的范围。 |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当事人以侵权提起诉讼后，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该侵权之诉可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且重大责任事故涉及的是船舶碰撞损害赔偿，依据《海商法》第273条的规定，船舶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船舶在公海上发生碰撞的损害赔偿，适用受理案件的法院所在地法律。同一国籍的船舶，不论碰撞发生于何地，碰撞船舶之间的损害赔偿适用船旗国法律。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的法律适用存在应适用条约的情形，关于国际条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条约的规定，条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如果重大责任事故表现为其他形态而非船舶碰撞，则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规定确定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案的审理，可能还需要了解相关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例如，《安全生产法》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责任事故进行调查后，如认为事故构成生产安全事故，可以对主要负责人和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应注意的是，在行政主管机关对主要负责人和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后，如仍应承担相关民事赔偿责任的，其赔偿数额不应因行政处罚的数额而予以扣减或抵销。另外，根据《安全生产法》第53条的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仍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 确定本案由时，应注意与相关案由如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的相互关系。如果海上、通海水域运输过程中，事故形态表现为船舶碰撞、船舶触碰，但未造成重大责任事故，也不应以本案由作为审理案件的案由，仍应分别确定为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亦即船舶碰撞损害责任纠纷、船舶触碰损害责任纠纷不以造成重大责任事故这一后果为必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条至第5条、第7条、第65条、第66条所列举的纠纷，系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可能表现出的具体情形，而非具体案由。当出现所列举的这些情形时，不应以规定所列具体情形作为案件案由，案由仍应确定为海上、通海水域运输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
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 港口作业，通常是指港口接受作业委托人的委托，对运抵或运离港口的各类货物进行装卸、驳运、仓储或保管、装拆集装箱等进行操作。在作业过程中给他人人身、财产、港口周遭环境等造成重大损害或其他重大不良后果而引起的损害赔偿纠纷，即为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5条的规定，港口作业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属于海事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关于案件的地域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规定，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应依据该规定确定相应管辖规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规定，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关于《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的关系，首先，如果是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解释论上，《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所指的人民法院是指沿海港口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其次，如果港口作业纠纷并非发生于沿海的港口，而发生在长江沿岸港口或其他与海相同的水域的港口，则《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的规定不能涵盖此类情形，应以《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为依据，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海事法院管辖区分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海事法院。
另外，此类案件具有专属管辖的性质，因此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34条所规定的可以协议管辖的范畴。如果当事人就此类案件协议选择港口所在地以外的法院管辖，不论所选择的是海事法院还是其他法院，因其选择违背了案件专属管辖的规定而应归于无效。
港口作业过程中发生重大责任事故后，往往涉及相关人员或经营单位行政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承担，从而可能发生民事赔偿责任、行政处罚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交叉问题。在确定案由时，应以当事人的诉请为基础，充分考虑三种责任性质在责任构成上的不同，准确确定案由和案件的处理路径。如果当事人提出刑事控告的，相关控告可能应移送有管辖权的司法机关。如果当事人对相关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9条的规定，因不服海事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海上、通海可航水域或者港口内的船舶、货物、设备设施、海运集装箱等财产的行政行为而提起的行政诉讼案件，属于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应查明和认定当事人诉请针对的具体行政行为是否属于规定第79条调整的范围。 | 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属于侵权纠纷。当事人以侵权提起诉讼后，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该侵权之诉可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首先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规定确定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案的审理，可能还需要了解相关具有行政管理性质的法律或行政法规的规定。例如，《安全生产法》规定，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对责任事故进行调查后，如认为事故构成生产安全事故，可以对主要负责人和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应注意的是，在行政主管机关对主要负责人和生产经营单位处以罚款后，如仍应承担相关民事赔偿责任的，其赔偿数额不应因行政处罚的数额而予以扣减或抵销。
另外，根据《安全生产法》第53条的规定，因生产安全事故受到损害的从业人员，除依法享有工伤保险外，依照有关民事法律尚有获得赔偿的权利的，仍有权向本单位提出赔偿要求。 | 确定以该案由作为所审理案件的案由时，应注意该案由与港口作业纠纷的关系，详见241.港口作者纠纷中的“确定案由应当注意的问题”。 |
港口作业纠纷 | 港口作业，通常是指港口接受作业委托人的委托，对运抵或运离港口的各类货物进行装卸、驳运、仓储或保管、装拆集装箱等进行操作。因此而发生的纠纷为港口作业纠纷。港口作业纠纷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在港口对货物进行装卸、驳运、仓储或保管、装拆集装箱等作业过程中，港口经营人或作业委托人因违反港口作业合同而发生的违约纠纷；另一类是相关人员在操作港口作业机械、设备过程中造成港口设施损坏或者给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发生的损害赔偿纠纷。
港口对货物进行装卸、驳运、仓储或保管、装拆集装箱等作业前，通常会与委托方订立港口作业合同。港口作业合同的双方为港口经营人和作业委托人。在作业合同中，作业委托人有时还指定从港口经营人处接收货物的货物接收人。作业合同的主要条款包括：作业委托人、港口经营人和货物接收人的名称；作业项目；货物名称、件数、重量、体积；作业费用及结算方式；货物交接的时间和地点；包装方式、识别方式；船名、航次；起运港、到达港；违约责任和争议解决办法等。当事人以港口经营人违反作业合同约定对货物造成损失请求港口经营人承担违约责任，以及港口经营人以作业委托人违反约定不依约支付作业费用的，属于港口作业合同纠纷。
相关人员在港口作业过程中造成港口设施损坏或者给他人人身、财产损害发生的纠纷，则属于港口作业过程中发生的侵权纠纷。如果造成的他人人身、财产损害构成重大责任事故，则构成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5条的规定，港口作业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港口作业纠纷属于典型的海事案件，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关于案件的地域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规定，因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规定，因港口作业中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港口所在地人民法院专属管辖。关于《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与《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的关系，首先，如果是沿海港口作业纠纷提起的诉讼，解释论上，《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所指的人民法院是指沿海港口所在地的海事法院。其次，如果港口作业纠纷并非发生于沿海的港口，而发生在长江沿岸港口或其他与海相同的水域的港口，则《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7条第1项的规定不能涵盖此类情形，应以《民事诉讼法》第33条第2项为依据，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各海事法院管辖区分划分的相关规定，确定相应的海事法院。
另外，此类案件具有专属管辖的性质，因此不属于《民事诉讼法》第34条所规定的可以协议管辖的范畴。如果当事人就此类案件协议选择港口所在地以外的法院管辖，不论所选择的是海事法院还是其他法院，因其选择违背了案件专属管辖的规定而应归于无效。 | 当事人以违约提起诉讼。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可直接依据《海商法》、《民法典》合同编，以及相关司法解释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则首先还应依据《海商法》第 269条、《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
当事人以侵权提起诉讼。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该侵权之诉可适用《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首先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规定确定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 | 海事司法实践中，有的法院将与港口、码头工程建设相关的测绘、设计、建设、监理等合同定性为港口作业纠纷。应注意到，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5条的规定，海洋、通海可航水域工程建设(含水下疏浚、围海造地、电缆或者管道敷设以及码头、船坞、钻井平台、人工岛、隧道、大桥等建设)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现有海事海商案由中还包括码头建造合同纠纷。因与港口、码头工程建设相关的测绘、设计、建设、监理等合同的订立、变更、履行、终止等引发的争议，合同内容多与工程建设相关，与港口对货物进行装卸、驳运、仓储或保管、装拆集装箱等作业无关，此时应将案件案由确定为码头建造合同纠纷而非港口作业纠纷，不应混淆码头建造合同与港口作业这两类不同的纠纷。
确定以本案由作为所审理案件的案由时，应注意该案由与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的关系。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属于港口作业纠纷中的特殊案件类型。按照适用规则，当事人之间的争议属于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范畴的，应适用“港口作业重大责任事故责任纠纷”,而不适用本案由。 |
共同海损纠纷 | 共同海损，是指在同一海上航程中，船舶、货物和其他财产遭遇共同危险，为了共同安全，有意地合理地采取措施所直接造成的特殊牺牲、支付的特殊费用。共同海损应当由受益方按照各自的分摊价值的比例分摊。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成立共同海损必须具备如下要件：
(1)船舶、货物或其他财产在同一海上航程中遭遇共同危险。空载航行的船舶，以及危险仅仅威胁到某一方的利益而作出的牺牲或发生的费用，缺乏船货面临共同危险这一要素，不属于共同海损的范畴。而且，危险必须是真实存在的，不能是系基于船长的主观臆测、错误判断。(2)所采取的措施必须是有意的和合理的。所谓有意的，是指船长对于采取某种措施将导致船舶或货物的损害在主观上是明知的，但为避免船货的共同危险而不得不采取相关措施。所谓措施必须合理，是指措施系以最小的牺牲和费用换取最大的安全效果。囿于判断措施是否合理时认识的局限性，不排除共同海损措施中含有不合理的成分，在共同海损分摊时，应扣除不合理的部分，而非完全排除共同海损的分摊。(3)受益方应当按照各自的分摊价值的比例分摊共同海损。共同海损分摊价值，是因共同海损措施的采取而受益的包括船舶、货物、运费等在内的财产价值，以及因遭受共同海损损失而将获得的补偿的金额的总和。凡因共同海损措施而受益的财产，都应进行估价，并以此为基础分摊他人因共同海损措施而遭受的损失。依据《海商法》第263条的规定，有关共同海损分摊的请求权，时效期间为1年，自理算结束之日起计算。(4)采取共同海损措施必须要有效果。船长采取共同海损措施是为了保全或部分保全船货或其他财产，如果虽经采取措施某一财产仍损失殆尽，即财产所有人并未因该措施的采取而受益，则不能要求其用该航程之外的其他财产分摊他人的损失。
近年来，因为承运人对船员过失的免责、规则的解释、理算的高昂费用和耗时费力、分摊的款项收取问题、小额的共同海损问题，使得共同海损理算原则已经成为相当令人不满的问题。随着近300年来保险和海上保险的出现使得共同海损已经成为冗余。因为共同海损中包含了风险，因而所有各有关方现在都对共同海损分摊投保了责任险。从长远看，一方面，虽然共同海损范围在逐渐缩小，但共同海损还将继续存在并继续发挥其功能；另一方面，对共同海损的质疑还将继续。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4条的规定，共同海损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对该类案件的管辖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并无特殊规定，但《民事诉讼法》第32条规定，因共同海损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者航程终止地的人民法院管辖。因共同海损案件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因此该类案件应由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者航程终止地相应的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1条的规定，当事人就同一海损事故向受理共同海损案件的海事法院提起非共同海损的诉讼，以及对共同海损分摊向责任人提起追偿诉讼的，海事法院可以合并审理。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91条的规定，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船舶最先到达地、共同海损理算地或者航程终止地书面协议
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涉及共同海损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海商法关于中关于共同海损的有关规定。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根据《海商法》第274条的规定，共同海损理算，适用理算地法律。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欧洲代表性海运国家的航运、保险、理算界代表制定的《约克-安特卫普》规则经过一百多年实践，已经成为国际航运界和保险界普遍接受的规则，已经成为航运惯例。各海运国家的共同海损理算机构也分别制定了自己的理算规则，我国贸促会也制定了《北京理算规则》。 | 短时间内共同海损制度不会完全被保险所取代，航运实务界人士预测，在新的世纪，国际社会将致力于共同海损制度的简化，有观点认为应进一步适度发挥保险制度的功能，在保险单中规定“小额共同海损条款”或“共同海损吸收条款”,即对共同海损金额较小的案件，船方可不向货主请求分摊共同海损，转而依照和保险人的事先约定，由保险人依约定予以赔偿，以避免耗时费力的海损理算工作。②如果涉及与保单“小额共同海损条款”或“共同海损吸收条款”有关的争议，在确定案由时，应确定为海上、通海水域保险合同纠纷而非共同海损纠纷。 |
海洋开发利用纠纷 |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地球上陆地资源的衰竭、生态环境的恶化、人类对海洋资源价值的发现、海洋科学技术的进步，海洋经济的概念被正式提出，相关开发利用活动日益频繁。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海洋开发利用活动主要涵盖海洋渔业、海洋油气业、海洋矿业、海洋盐业、海洋船舶工业、海洋交通运输业、滨海旅游业及其他海洋新兴产业如海水淡化产业、潮汐发电产业等，另外，海洋化工、海洋生物医药、海洋工程建筑等也纳入了海洋经济统计范围。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必将日益广泛深入。
从目前海事司法实践的角度，将经济学意义上的所有与海洋开发利用活动相关的纠纷全部纳入海事法院受案范围并不合乎实际，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3条、第54条、第56条的规定，海事司法意义上的海洋开发利用纠纷主要包括海洋、通海可航水域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输送纠纷案件，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纠纷案件，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相关纠纷。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3条、54条、56条的规定，海洋、通海可航水域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输送纠纷案件，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纠纷案件，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相关纠纷案件都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
海洋开发利用纠纷的类型多种多样，既可能是合同纠纷，也可能是侵权纠纷，既可能符合一般地域管辖的特点，也可能具有特殊地域管辖的特征。有些争议当事人可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约定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有些纠纷可能不属于可约定的范畴。具体情况应依据个案事实、当事人的诉请等最终予以确定。 | 海洋开发利用纠纷的类型的多样性，使得相关案件的法律适用也因个案具体情况而异。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民法典》物权编、合同编、侵权责任编，以及《公司法》《外商投资法》等相关法律以及相应法规的规定均有被适用的可能。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有些争议可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1条的规定确定合同准据法，即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合同适用的法律。当事人没有选择的，适用履行义务最能体现该合同特征的一方当事人经常居所地法律或者其他与该合同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有些争议的法律适用则排除了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空间。例如，如果争议涉及中外合作勘探开发海洋自然资源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或终止等，根据《民法典》合同编中的第467条的规定，应适用我国的法律。又如，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输送纠纷，以及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纠纷、海岸带开发利用纠纷涉及公共卫生安全、环境安全的，法律适用方面，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当事人不能通过约定排除适用、无需通过冲突规范指引而直接适用我国相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 | 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53条、第54条、第56条中所规定的海洋、通海可航水域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输送纠纷案件，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纠纷案件，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相关纠纷，根据目前的案由规定，均应确定为海洋开发利用纠纷。因海洋、通海可航水域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输送，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引发的纠纷类型多样，涉及的法律关系纷繁复杂，是否应在海洋开发利用纠纷之下，将因海洋、通海可航水域能源和矿产资源勘探、开发、输送，海水淡化和综合利用，以及海岸带开发利用引发的纠纷设为海洋开发利用纠纷下的第四级案由，可以留待将来进一步研究探讨。 |
船舶共有纠纷 | 船舶共有，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对同一船舶或数艘船舶共同享有船舶物权，包括共同享有对船舶的所有权、对船舶的用益物权或者对船舶的担保物权的权益。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对船舶所有权的共有，包括对船舶所有权的按份共有和共同共有。就纠纷类型而言，船舶共有纠纷可分对当事人对船舶共有权的确认纠纷，共有人对共有船舶的分割而引发的纠纷，以及共有人对共有船舶优先购买权的纠纷。
从物权法角度看，共有是一种典型的物权法律关系。产生船舶共有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船舶共有权登记不实，进而影响船舶共有关系的认定。此时应准确把握船舶等特殊动产登记对抗制的法律意义。在登记对抗制下，未经登记仅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在实际的权利人和登记的权利人之间，如果相关证据可以确定船舶物权并非属于登记的权利人，应认定船舶物权属于实际的权利人。但如果第三人基于船舶的登记状况而与登记的权利人发生了交易，且根据法律规定的要件可确定该第三人确属善意，则应保护该善意第三人的权利。实践中，船舶共有权的认定问题大多源自船舶共有关系内部各共有人之间对于共有权有无、所占份额多寡的实体争议，较少涉及外部效力问题。
船舶共有纠纷案件审理的一大难点是，由非专业人员负责船舶合伙体财务收支和记账工作，导致财务账目混乱的情况在实务中相当普遍。相关财务账目的审定与核算，是审理这类案件的难点所在。应准确把握证据规则的相关规定对案件的法律事实予以查明。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第68条的规定，船舶所有权、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等船舶物权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的受案范围，船舶共有纠纷属于船舶所有权、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之下的纠纷形式的一种，船舶共有纠纷自属于海事法院专门管辖的范畴。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7项的规定，因海船的船舶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所在地、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如果共有纠纷涉及船舶抵押权的，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6项的规定，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其中船舶所在地指起诉时船舶的停泊地或者船舶被扣押地。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如果是因船舶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失误，导致登记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构成海事行政诉讼，此类海事行政诉讼也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畴，应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船舶共有纠纷可以直接以《海商法》《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规定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海商法》《民法典》和《船舶登记条例》均规定，船舶登记采用登记对抗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法律适用时应充分注意船舶这一类特殊动产采登记对抗制这一公示方法，与不动产登记、动产占有等公示方法的不同之处。
关于物权和债权的关系，我国立法已经采取物债两分原则，如果案件审理需要对作为引起物权变动原因的相关债权行为进行查明和认定，可能还涉及适用《民法典》合同编或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还应依据相应冲突规范确定应适用的法律。依据《海商法》第267条、第271条的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船旗国法律。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国法律。船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设立船舶抵押权的，适用原船舶登记国的法律。如果争议还涉及其他类型的船舶共有争议，还应依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应条款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存在应适用国际公约的情形，关于国际公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国际公约的规定，国际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涉“三无”船舶的船舶权属纠纷问题。“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海上交通安全法》《船舶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均规定，船舶应当经依法登记取得相关登记证书后方可在我国沿海和通海可航水域内航行和运营，未经依法登记的“三无”船舶不得从事航行和运营活动。国务院曾明文规定，对于海上航行、停泊的“三无”船舶，一经查获，一律没收，并可对船主处以罚款。目前，“三无”船舶合伙经营的情况仍然存在，不仅有损法律威严，也影响正常的海上生产作业与航行秩序，社会危害性较大，由此引发的船舶权属纠纷，审理过程中应加以注意。
涉船舶登记信息错误导致当事人权益受损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涉及船舶登记信息瑕疵导致当事人权益受损时，因登记机关对于船舶登记信息是否真实、合法、全面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因此还应注意区分是申请登记的人故意提交虚假材料所致，还是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与申请登记人串通所致。如果是前者，实质性赔偿责任应由申请登记的人承担。 | 从物权法角度看，共有是一种典型的物权法律关系。产生船舶权属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船舶权属登记不实，进而影响船舶权属关系的认定。此时应准确把握船舶等特殊动产登记对抗制的法律意义。在登记对抗制下，未经登记仅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在实际的权利人和登记的权利人之间，如果相关证据可以确定船舶物权并非属于登记的权利人，应认定船舶物权属于实际的权利人。但如果第三人基于船舶的登记状况而与登记的权利人发生了交易，且根据法律规定的要件可确定该第三人确属善意，则应保护该善意第三人的权利。
应注意区分船舶权属纠纷与船舶买卖合同纠纷、船舶建造合同纠纷、船舶抵押合同纠纷、船舶租用合同等纠纷的关系。船舶买卖合同、船舶建造合同、船舶租用合同等可能系船舶权属纠纷中应查明的引起物权设立、变动、终止的原因，在确定具体个案的案由时，应注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其具体的诉讼请求出发，确定案件的案由。如果当事人仅以合同为依据，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则案件案由应属于相关的合同纠纷。如果原告的诉请虽涉及相关的合同，但落脚点在于寻求对相关物权的确认、保护，则应定为权属纠纷。相关合同则系船舶物权设立、变动、终止的原因事实，与合同有关的事实虽需要查明甚至予以认定，但不宜以相关合同作为确定全案案由的依据。
还应注意区分借贷法律关系与合伙出资共同建造船舶形成的共有关系。在沿海某些地区，民间多层级合股集资建造、经营船舶的现象相当普遍。其基本特征主要体现为多层级合股集资造船、合伙造船和挂靠造船等形式。受资金链断裂以及航运业阶段性下行的影响，因民间多层级合股集资建造、经营船舶引发的中下层级船舶投资者要求偿还借款或返还投资款的纠纷时有发生，此时应对相关法律关系的性质准确加以把握。
最后，确定以该案由作为所审理案件的案由时，应注意与船舶权属纠纷的关系。严格说来，船舶共有纠纷系船舶权属纠纷下的子案由，在当前案由规定尚将两者作为并列的第三级案由予以列明的情况下，如果在具体个案中，当事人之间的争议确实可以进一步细化为船舶共有的问题，在目前案由规定的体系下，仍应以船舶共有纠纷作为案件的案由。 |
船舶权属纠纷 | 船舶权属纠纷，是指与船舶物权有关的纠纷。具体而言，可以大致划分为如下几类：
1.涉及船舶物权确权的纠纷
包括对船舶所有权的确权纠纷；对船舶担保物权的确权纠纷。例如，对船舶抵押权、船舶留置权的确认和行使纠纷等；船舶优先权虽只是一种被赋予优先保护效力的特定的海事债权，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船舶物权，但因其对特定海事债权的保护力度强于船舶所有权人的所有权、船舶担保物权人的担保物权，因此，在案由归类上，对于涉及船舶优先权确认的纠纷，依现行法也可归于船舶权属纠纷。
2.涉及船舶物权保护的纠纷
主要涉及船舶物权受侵害时，权利人依据法律所提供的物权保护方法请求保护形成的纠纷，包括返还船舶纠纷，排除针对船舶的妨害、消除针对船舶的危险、对船舶恢复原状、因船舶受损而提起的损害赔偿纠纷。涉及船舶占有保护的纠纷也属此类。例如，依据船舶租用合同合法占有船舶，但其占有被侵害，承租人请求返还船舶、排除对其合法占有的妨害、消除对其合法占有的危险、承租人因船舶受损无法占有、使用船舶收益受损而形成的纠纷等。
3.涉及船舶物权登记的纠纷
例如，因申请人故意向船舶登记机关提供虚假材料，致使船舶登记机关的登记内容存在错误，给他人造成损失而引起的民事赔偿纠纷；船舶登记申请人与船舶登记机关工作人员恶意串通导致登记内容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纠纷等。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68条规定，船舶所有权、船舶优先权、船舶留置权、船舶抵押权等船舶物权纠纷案件属于典型的海事海商案件，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6项和第7项的规定，因海事担保纠纷提起的诉讼，由担保物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因船舶抵押纠纷提起的诉讼，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因海船的船舶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优先权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船舶所在地、船籍港所在地、被告住所地海事法院管辖。其中船舶所在地指起诉时船舶的停泊地或者船舶被扣押地。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另外，依据《海事诉讼特别法》第8条的规定，海事纠纷的当事人都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者组织，当事人书面协议选择我国海事法院管辖的，即使与纠纷有实际联系的地点不在我国领域内，我国海事法院对该纠纷也具有管辖权。
如果是因船舶登记机关工作人员失误，导致登记错误造成他人损失的，如果构成海事行政诉讼，此类海事行政诉讼也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畴，应依据《行政诉讼法》及相应司法解释的规定，确定管辖的海事法院。 | 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船舶权属纠纷可以直接以《海商法》、《民法典》物权编的相关规定作为确定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的依据。依据《海商法》《民法典》《船舶登记条例》均规定，船舶登记采用登记对抗制，未经登记不得对抗第三人。在法律适用时应充分注意船舶这一类特殊动产采登记对抗制这一公示方法，与不动产登记、动产占有等公示方法的不同之处。
关于物权和债权的关系，我国立法已经采取物债两分原则，如果案件审理需要对作为引起物权变动原因的相关债权行为进行查明和认定，可能还涉及适用《民法典》合同编或其他章节的相关内容。
如果案件具有涉外因素，还应依据相应冲突规范确定应适用的法律。依据《海商法》第270条、第271条的规定，船舶所有权的取得、转让和消灭，适用船旗国法律。船舶抵押权适用船旗国法律。船舶在光船租赁以前或者光船租赁期间，设立船舶抵押权的，适用原船舶登记国的法律。如果争议还涉及其他类型的船舶物权争议，还应依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的相应条款确定应适用的法律。另外，根据《海商法》第268条的规定，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同本法有不同规定的，适用国际条约的规定；但是，我国声明保留的条款除外。我国法律和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没有规定的，可以适用国际惯例。适用外国法律或者国际惯例，不得违背我国的公共利益。若案件存在应适用公约的情形，关于公约和当事人约定应适用的法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参照最高人民法院第107号指导案例，应优先适用公约的规定，公约没有规定的内容，适用合同中约定适用的法律。
涉“三无”船舶的船舶权属纠纷问题。“三无”船舶是指无船名船号、无船舶证书、无船籍港的船舶。根据我国《海上交通安全法》《船舶登记条例》等法律法规均规定，船舶应当经依法登记取得相关登记证书后方可在我国沿海和通海可航水域内航行和运营，未经依法登记的“三无”船舶不得从事航行和运营活动。国务院曾明文规定，对于海上航行、停泊的“三无”船舶，一经查获，一律没收，并可对船主处以罚款。目前，“三无”船舶合伙经营的情况仍然存在，不仅有损法律威严，也影响正常的海上生产作业与航行秩序，社会危害性较大，由此引发的船舶权属纠纷，审理过程中应加以注意。
涉船舶登记信息错误导致当事人权益受损纠纷的法律适用问题。在涉及船舶登记信息瑕疵导致当事人权益受损时，因登记机关对于船舶登记信息是否真实、合法、全面仅负有形式审查义务，因此还应注意区分船舶登记信息错误是申请登记的人故意提交虚假材料所致，还是登记机关工作人员与申请登记人串通所致。如果是前者，实质性赔偿责任应由申请登记的人承担。 | 从物权法角度看，共有是一种典型的物权法律关系。产生船舶权属纠纷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船舶权属登记不实，进而影响船舶权属关系的认定。此时应准确把握船舶等特殊动产登记对抗制的法律意义。在登记对抗制下，未经登记仅不具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法律效力，在实际的权利人和登记的权利人之间，如果相关证据可以确定船舶物权并非属于登记的权利人，应认定船舶物权属于实际的权利人。但如果第三人基于船舶的登记状况而与登记的权利人发生了交易，且根据法律规定的要件可确定该第三人确属善意，则应保护该善意第三人的权利。
此外，还应注意区分船舶权属纠纷与船舶买卖合同、船舶建造合同、船舶抵押合同、船舶租用合同等纠纷的关系。船舶买卖合同、船舶建造合同、船舶租用合同等可能系船舶权属纠纷中应查明的引起物权设立、变动、终止的原因，在确定具体个案的案由时，应注意当事人的诉讼请求，从其具体的诉讼请求出发，确定案件的案由。如果当事人仅以合同为依据，请求对方承担违约责任，则案件案由应属于相关的合同纠纷。如果原告的诉请虽涉及相关的合同，但落脚点在于寻求对相关物权的确认、保护，则应定为权属纠纷。相关合同则系船舶物权设立、变动、终止的原因事实，与合同有关的事实虽需要查明甚至予以认定，但不宜以相关合同作为确定全案案由的依据。 |
海运欺诈纠纷 | 传统民法上的欺诈以主观故意为要件，即一方当事人故意告知对方虚假情况或者故意隐瞒真实情况，诱使对方当事人作出错误意思表示。海运欺诈除了相关事实多具航运背景这一特殊情形外，其他构成要件与民法上的欺诈并无本质区别，即均存在欺诈方具有欺诈的故意并实施了欺诈行为，被欺诈方因陷入错误认识而作出违背其真意的意思表示的情形。海运欺诈纠纷，是指从事海上货物运输及国际贸易等活动的相关方因实施欺诈行为造成他方损失形成的纠纷。
海运欺诈的主要情形包括承运人制造虚假海运单证、皮包公司的承运人使用鬼船骗取货物、非法绕航、通过沉船骗取保险等手段。从欺诈者实施欺诈的对象看，可以分为船东、承租人对货方实施的欺诈；船东对保险人、承租人、买船人、银行实施的欺诈；买卖一方对另一方、船东、承租人、银行或保险人实施的欺诈；承租人对船东实施的欺诈；被保险人实施的欺诈；银行与买方合谋对卖方实施的欺诈；卖方与船东合谋对收货人实施的欺诈。从海事欺诈行为上看，可以分为单证欺诈，即欺诈者利用海事和国际贸易程序中的单证所进行的欺诈，包括预借提单、倒签提单，以及伪造跟单信用证所要求的提单、保险单、卖方发票、装箱单、厂家证书等；租船合同方面的欺诈，即卖方、船东或二船东利用租船合同进行的欺诈；保险方面的欺诈；船舶所有权方面的欺诈，包括卖船欺诈和非法将船舶转移占有；非法绕航方面的欺诈；其他诸如非提单持有人凭担保函骗取货物，船方发现货物包装破损会影响货物质量或明知货物质量、数量有问题，却凭发货人的担保函签发清洁提单，或使用“密封的信封圈套”(SealedEnvelopeT-rick)欺诈船东等。①其中船东对货方实施的所谓鬼船欺诈，是指承运人通常在对船舶管理松散和缺乏监督的方便旗国家对船舶进行注册，在与托运人订立合同后改变航线，在异地抛售货物后，再通过伪造船舶证书、油漆船身等方法使原船从法律和物理形态上消失，然后再以新身份进行欺诈的船舶。其实质就是利用鬼船身份窃取托运人的货物以牟取非法收益的行径。 | 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77条的规定，海运欺诈纠纷案件属于典型的海事案件，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欺诈属于典型的侵权行为，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1项的规定，因海事侵权行为提起的诉讼，除依照《民事诉讼法》①第28条至第30的规定以外，还可以由船籍港所在地海事法院管辖。至于各海事法院的管辖区域，则应依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规定予以确定。
如果具有涉外因素，案件的管辖适用《民事诉讼法》第24章的规定；《民事诉讼法》第24章没有规定的，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6条第2款第1项、第2项的规定和《民事诉讼法》的其他有关规定。
该类案件属于当事人可以协议选择管辖法院的案件，因此，当事人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规定的相关管辖连接点，就被告住所地、合同履行地、合同签订地、原告住所地、标的物所在地书面协议选择有管辖权的海事法院管辖。 | 海运欺诈纠纷往往具有涉外因素。如果具有涉外因素，因欺诈属于侵权行为，首先应依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44条的规定确定纠纷应适用的法律。侵权责任，适用侵权行为地法律，但当事人有共同经常居所地的，适用共同经常居所地法律。侵权行为发生后，当事人协议选择适用法律的，按照其协议。如果案件不具有涉外因素，审理海运欺诈纠纷案件可适用《海商法》相关规定、《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的一般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海事司法解释。例如，如果与收货人串通，承运人无单放货，也可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无正本提单交付货物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 从广义的角度，参与航运不同交易环节的相关各方实施的前述欺诈行为而形成的纠纷，均属于海运欺诈纠纷。但就具体个案确定案由时，应注意如果原告所提交的证据能证明被告在主观状态上存在欺诈的故意，实施了欺诈的行为，即可以海运欺诈纠纷确定案由。但由于欺诈属于一种主观状态，证明较为困难，在当事人难以就欺诈进行举证的情况下，当事人可能更多选择以违约提起诉讼，例如，以存在无单放货、不合理绕航、货物毁损或短少等具体情形为由，诉请判令承运人因违反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而承担违约责任，此时案由确定为海上、通海水域货物运输合同纠纷更为妥当。因此，前述列举的一些海事欺诈类型可以被其他案由所吸收。 |
海事债权确权纠纷 | 申请海事债权确权，是指海事法院发布强制拍卖船舶公告、发布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公告后，债权人在公告期间向海事法院提交书面申请，并提供相关债权证据，包括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或者公证债权文书，以及其他证明具有海事请求的证据材料等，向发布公告的海事法院申请债权登记。对提供债权证据的，海事法院裁定准予登记；对不提供债权证据的，海事法院裁定驳回申请。海事法院对债权人提供的债权证据的真实合法性进行审查后，裁定予以确认或不予确认。如果在申请债权登记时，债权人提供的是其他海事请求证据，则该债权人应当在办理债权登记后，向海事法院提起确权诉讼。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应当及时申请仲裁。海事法院对确权诉讼作出的判决、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对外国法院、国外仲裁机构或者公证机构作出的司法文书、仲裁裁决或者公证债权文书，是否承认其效力，依照我国与相关国家缔结的司法协助国际条约、共同参加的国际公约或者互惠原则处理。海事法院认为承认和执行该裁判文书或者公证债权文书违背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则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 | 海事债权确权纠纷是典型的海事案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第100条的规定，即与拍卖船舶或者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含油污损害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相关的债权登记与受偿案件，以及第108条规定的申请执行与海事纠纷有关的公证债权文书案件，均应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
海事债权确权纠纷案件涉及前后相互衔接的多个程序，不同的程序应依据相应的管辖规则确立管辖法院。
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依据《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02条和第103条的规定，当事人在起诉前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应当向事故发生地、合同履行地或者船舶扣押地海事法院提出。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不受当事人之间关于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约束；在债权登记前，债权人已向受理债权登记的海事法院以外的海事法院起诉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的规定，受理案件的海事法院应当将案件移送至登记债权的海事法院一并审理，但案件已经进入二审的除外。如果是责任人在诉讼中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则应当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第3条的规定，向受理相关海事纠纷案件的海事法院提出。相关海事纠纷由不同海事法院受理，责任人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应当依据诉讼管辖协议向最先立案的海事法院提出；当事人之间未订立诉讼管辖协议的，向最先立案的海事法院提出。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以后，当事人就有关海事纠纷应当向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的海事法院提起诉讼，但当事人之间订有诉讼管辖协议或者仲裁协议的除外。
债权人向发布公告的法院提供的是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仲裁裁决书或者公证债权文书，以及其他证明具有海事请求的证据材料等债权证据的，由发布公告的海事法院对相关债权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债权人提供的是其他海事请求证据的，应当在办理债权登记以后，在受理债权登记的海事法院提起确权诉讼。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应当及时申请仲裁。 | 海事债权确权纠纷是具有鲜明的程序性特征的案件，其法律适用主要是一些程序性规则，主要包括《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第10章关于海事债权确权程序的相关规定，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相关的司法解释，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扣押与拍卖船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 确定该案由应当注意，首先，海事法院裁定强制拍卖船舶的公告发布后，债权人应当在公告期间就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申请登记。此处所指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债权，是指与被拍卖船舶有关的海事债权，即带有海事请求权性质的债权，而非一般债权。其次，海事债权
确权程序的特殊之处在于，在该程序中海事法院并非对相关的海事债权重新进行审理，而是对当事人提交的作为债权申报依据的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仲裁裁决或公证债权文书等材料的真实性合法性进行审查，经审查认定前述债权申报依据真实性合法性的，即裁定对海事债权予以确认。如果债权人提供的是其他海事请求证据，则应当在办理债权登记以后，在受理债权登记的海事法院提起确权诉讼。海事法院对确权诉讼作出的判决、裁定具有法律效力，当事人不得提起上诉。当事人之间有仲裁协议的，应当及时申请仲裁。因此，在确定该案由时，应充分注意此类案件所具有的对有些债权证据系做程序性审
查、有些系做实体确权审理的以一审终审为原则，需要判定碰撞船舶过失程度比例的，则当事人对海事法院作出的判决、裁定可以提起上诉。 |
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 | 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是指企业出资人之间或者企业出资人与企业之间就出资权益是否存在或者持有比例多少发生争议时，出资人(自然人、法人或者非法组织人诉请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企业一定出资权益的纠纷。
出资人权益是指企业(包括国有企业和其他所有制类型企业在内)出资方在企业中享有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该权益内容由法律规定和企业章程来确定。
对于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民法典》第257条规定了国家出资的企业出资人制度：国家出资的企业，由国务院、地方人民政府依照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享有出资人权益。《公司法》第64条第2款明确了国有独资公司是由国家单独出资、由国务院或地方人民政府授权本级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履行出资人职责的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相关条文规定了国家实行由国务院和地方人民政府分别代表国家履行出资人职责。国务院及各级人民政府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国务院代表国家对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大型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重要基础设施和重要自然资源等领域的国有及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履行出资人职责。
对于非国有企业的出资人，《民法典》第268条也规定，国家、集体和私人依法可以出资设立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或者其他企业。国家、集体和私人所有的不动产或者动产投到企业的，由出资人按照约定或者出资比例享有资产收益、重大决策以及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并履行义务。《公司法》第15条规定，公司可以向其他企业投资；但是，除法律另有规定的外，不得成为对所投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此外，《中小企业促进法》第50条规定，国家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收益。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中小企业财产及其合法收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
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法释〔2003〕1号)第11条、第32条也对出资人的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 | 因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提起的诉讼，适用一般地域管辖规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1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257条、第268条，《公司法》第15条、第32条第1款、第64条、第81条，《中小企业促进法》第50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5条、第10条、第23条、第2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中央级财政资金转为部分中央企业国家资本金有关纠纷的通知》的相关规定。 | 根据《民事诉讼法》关于诉的种类的划分，“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属于确认之诉，即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当事人之间一定法律关系或确认当事人相应民事权利的诉讼。在2011年《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起草过程中，有意见指出，涉及公司法人的出资人权益确认的纠纷可以适用“股权确认纠纷”案由，对于涉及非公司制法人的出资人的纠纷也应当设立相应的案由，因此，《民事案件案由规定》设立了“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第三级案由。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之诉的目的在于确认当事人是否享有所争议的出资权益(包括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及选择管理者等权利),属于对财产权属的确认之诉。诉讼当事人应提供出资证明文件、公司章程和工商登记等证据材料来主张其权利。实践中存在着当事人之间约定由一方名义出资、一方实际出资的情形，实际出资人向企业主张权利的，需首先提起确权之诉。 |
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 | 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是指所出资企业或者出资人侵犯企业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投资及因投资取得的合法收益引起的纠纷。《中小企业促进法》第50条规定：国家保护中小企业及其出资人的财产权和其他合法收益。《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6条也规定，国务院，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设区的市、自治州级人民政府，分别设立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根据授权，依法履行出资人职责，依法对企业国有资产进行监督管理。第11条规定，所出资企业应当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对其经营管理的企业国有资产承担保值增值责任。所出资企业应当接受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机构依法实施的监督管理，不得损害企业国有资产所有者和其他出资人的合法权益。 | 因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257条、第268条，《公司法》第15条，《中小企业促进法》第50条，《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第1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1条、第32条的规定。 | 判断是否存在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行为，首先要确认企业出资人权益是否存在。因此，“企业出资人权益确认纠纷”与“侵害企业出资人权益纠纷”这两个案由是密不可分的。侵犯企业出资人权益的情形往往表现为，企业经营管理不规范，违反法律规定和企业章程规定，未履行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责任，损害出资人的合法权益，损害了出资人在企业享有的资产收益、重大决策和选择经营管理者等权利。 |
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 | 企业公司制改造，是指依照公司法和国有企业改制的相关规定，将企业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法律行为。目前，企业公司制改造有两种改制方式：一是企业依据《公司法》整体改造为公司(包括企业整体改造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或企业通过增资扩股、招募他人入股而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二是企业依据《公司法》部分改造为公司。由此签订的合同称为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因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产生的纠纷称为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 | 因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适用合同纠纷管辖规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2条、第18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2条、第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条至第7条。人民法院在确认企业改制合同效力时，采取慎重原则。对当事人围绕企业改制所签订的合同，除合同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确认合同无效外，原则上确认合同有效。 | 企业公司制改造是根据《公司法》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政策，对企业产权制度进行改造。企业公司制改造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逐步深化的体现，尤其是国企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重要理论。1992年6月30日国务院第106次常务会议通过《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明确了企业转换经营机制的目标是：使企业适应市场的要求，成为依法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商品生产和经营单位，成为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企业法人。1993年11月14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若干重大问题。1993年《公司法》的颁布为建立现代企业模式提供了法律依据。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在今后一个时期要继续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对国有大中型企业实行规范的公司制改造，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推进垄断企业改革，积极引入竞争机制；进一步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自2003年2月1日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
题的规定》第4条至第7条对企业公司制改造过程中原企业债务的承担方式问题作出了规定。第4条是关于企业依照《公司法》整体改造为国有独资有限责任公司后债务承担的规定；第5条是关于企业整体改造为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后债务承担的规定；第6条是关于企业部分改造为公司后债务承担的规定；第7条是关于债务人借企业公司制改造逃债的处理规定。随着企业改革的逐步深入，其中存在的问题也逐步暴露，如企业改制不规范，没有严格按照程序进行；债务人借企业改制逃债等现象引发的相关民事纠纷案件逐年增多。因此，将“企业公司制改造合同纠纷”规定为第三级案由。 |
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纠纷 | 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一般通过以下三种情形：一是由企业职工出资买断企业产权；二是企业向职工转让部分产权；三是企业通过职工增资扩股，将原企业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一种情况，由企业职工出资买断企业产权，将企业改造为合作制企业，是指企业职工作为买受人整体买下企业，企业职工取代了原企业出资人的地位，企业职工既是企业股东，又是劳动者，从而将原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这是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的主要途径。第二种情况，企业向其职工转让部分产权，是指在保留原企业部分产权所有关系的基础上，将企业部分产权转让给企业职工，形成职工与企业原出资人共同持股，将企业改造为股份合作制企业。第三种情况，企业通过职工增资扩股，是指在原有企业资本基础上增加投资，通过企业职工出资，持有企业股份，改变企业资本构成，变企业单一投资主体为多元投资主体，将企业改造成股份合作制企业。
股份合作制既有股份制企业的资本性、营利性，又有合作制企业的互助性、民主性，结合了股份制与合作制的特点，自成一体，发展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特殊企业形态。它的特点在于种种变化都发生在企业内部，产权转让给本企业的职工而并非对外转让，企业的法人资格并没有发生改变。由此签订的合同称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因合同效力、合同履行等产生的纠纷称为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纠纷。 | 因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适用合同纠纷管辖规则，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至第11条，《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第2条至第4条，农业部《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1997年修改)第2条的规定。 | 关于股份合作制改造，并无单行法律对其作出专门规定，具体规定都源于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例如，农业部《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暂行规定》(1997年修改)第2条对农民股份合作企业进行了规定：“本暂行规定所称农民股份合作企业是指，由三户以上劳动农民，按照协议，以资金、实物、技术、劳力等作为股份，自愿组织起来从事生产经营活动，接受国家计划指导，实行民主管理，以按劳分配为主，又有一定比例的股金分红，有公共积累，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经依法批准建立的经济组织。”《轻工集体企业股份合作制试行办法》也有相关规定，第2条规定：“股份合作制是按照合作制原则，吸引股份制形式，兼有劳动联合和资金联合的一种企业经营组织形式。”第3条规定：“股份合作制企业(以下简称企业)是劳动群众自愿组合，自筹资金，并以股份形式投入，财产属于举办该企业的劳动群众集体所有与按股所有相结合，实行集体占有，共同劳动，民主管理，按劳分配，按股分红的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经济组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至第11条对原企业债务在股份合作制改造之后的承担方式作出了明确规定。还需注意的是，企业股份合作制改造需履行如下程序：应取得职工代表大会、出资人和上级主管部门的同意，经过政府部门的审批。资产评估与产权界定、量化折股和登记。 |
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 | 债权转股权，是指债权人将其对债务人所享有的合法债权依法转变为对债务人的投资，增加债务人注册资本的行为，它产生债权债务关系消灭和股权法律关系产生两个法律后果。《民法典》第543条规定：“当事人协商一致，可以变更合同。”债权转股权合同是双方当事人对原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协议变更，当一方当事人履行合同义务后对另一方享有债权时，另一方因无力履行原合同约定的义务，双方协议变更履行义务的方式，将债权作为对债务人的投资，由债权人通过对债务人持股，享有企业产权从而获利以折抵债务。债权转股权合同并不是新设立的法律关系，是在原合同的基础上对原合同内容所做的变更。目前，我国并存着两种债权转股权形式，一是国有企业政策性债权转股权；二是非政策性债权转股权。二者的主要区别在于，政策性债权转股权是国家决定剥离银行不良资产和解除国有企业负债的一种改革机制，依据国家政策划定可实施债转股企业的范围，由四大国有资产管理公司操作，并经国务院审批的行为，政策性债转股应当适用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进行处理；而非政策性债转股是完全出于当事人的自由意志进行的民事法律行为。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效力、履行等发生的民事纠纷，即为企业债权转股权纠纷。 | 因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股权的设立受《公司法》调整，因此，双方当事人在协议债权转股权时应当遵循《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企业债权转股权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证券法》的相关规定，以及《关于实施债权转股权若干问题的意见》《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资产处置管理办法(修订)》《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条例》第16条至第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4条至第16条的规定。 | 国家为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1999年4月，经国务院批准，国有商业银行组建成立了信达、东方、华融和长城四大金融资产管理公司，专门经营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等四家国有商业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通过银行(债权人)、相关国有企业(债务人)和资产管理公司的协议，使四家商业银行对债务人的债权转变为四家资产管理公司的债权。这是为世界上许多国家采用的鼓励债权人与债务企业配合，激励银行处理不良贷款的有效机制。需要注意的是，债权转股权合同需以原合同的存在为基础，债权应当是债权人对债务企业享有的、确定的、无争议的合法的债权，用于转让的股份是债务企业自身的，而不是债务企业对其他企业享有的股份。
债务人实施债转股是对个别债务的一种清偿方式，不是对一般债务的清偿程序。债转股与破产程序或者清算程序不同，破产程序或者清算程序是对一般债务的清算程序，对所有债权人一次性清偿完毕，债权人的地位和清偿标准都是相同的(有优先权的债权人除外)。债权转股权是债权人与债务企业之间的合同行为，是对个别债权人实施的债转股，债权人成为债务企业的股东，享有股东地位和权益。 |
企业分立合同纠纷 | 企业分立，是指一个企业依照有关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将企业依法变更为两个或两个以上企业的法律行为。企业分立包括存续分立和新设分立两种形式。存续分立是指原企业存续，其一部分分出设立一个或者一个以上的企业。新设分立是指原企业解散，分立出的各方(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分别设立为新的企业。当事人之间有关企业分立合同的签订、效力、履行等发生的纠纷为企业分立合同纠纷。 | 因企业分立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分立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总则编和合同编的相应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18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31条、第35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8条至第13条的规定。 | 关于企业分立涉及债权转让和债务转移问题，《民法典》在总则编和合同编中作出了相应规定。第67条第2款原则性规定：“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对于因债权人原因致债务履行发生困难的，《民法典》第529条规定了债务人可以选择中止履行和提存的情形。《民法典》合同编第6章关于“合同的变更和转让”规定，也适用于此类纠纷。另外，《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第18条规定：“企业合并或者分立，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由政府或者政府主管部门批准。”《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31条规定：“企业可以通过转产、停产整顿、合并、分立、解散、破产等方式，进行产品结构和组织结构调整，实现资源合理配置和企业的优胜劣汰。”第35条还规定：“经政府批准，企业可以分立。企业分立时，应当由分立各方签订分立协议，明确划分分立各方的财产和债权债务等。” |
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 | 根据国务院《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的规定，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是指在不改变企业的全民所有制性质的条件下，实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国家授权单位为出租方将企业有期限地交给承租方经营，承租方向出租方交付租金并依照合同规定对企业实行自主经营的方式。造成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常见的情形主要有出租方为履行相关义务、承租方拖欠租金等违约行为。 | 因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全民所有制小型工业企业租赁经营暂行条例》的相关规定。 | 应当注意区别企业租赁经营与挂靠经营。一般意义上的挂靠经营是指经营主体(多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等)与另一经营主体(多为具备一定实力、信誉、资格的国有或者集体企业)约定，前者使用后者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被挂靠企业支付一定的挂靠费用。实践中，挂靠企业对外经营活动发生的债务，一般由挂靠企业与被挂靠企业承担连带责任。而租赁企业发生的债务，则一般由租赁企业自身承担，与出租方无关 |
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 企业出售，是指双方协议将企业的所有权，而并非仅仅是经营权，转移给受让人的法律行为。通常是将企业的债权债务和职工安置等一系列事项一并转让给受让人。一般为国有小型企业出售，这是深化国企改革中出台的一项举措。企业出售方和购买方基于企业出售合同成立、效力、履行等发生的纠纷，即为企业出售合同纠纷。 | 因企业出售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出售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总则编及合同编通则分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至第29条的相关规定。 | 国有小型企业出售，不同于一般买卖合同，有其特殊性和政策性。鉴于小型国有企业出售涉及对国有资产的处理和职工安置问题，必须要经过特殊程序的批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若干问题的规定》第17条明确了审批和批准是国有小型企业出售合同的生效要件。还应注意企业出售合同纠纷与企业租赁经营合同纠纷和挂靠经营合同纠纷的区别，企业出售转移的是企业的所有权，而非经营权。 |
挂靠经营合同纠纷 | 现行法律并未对挂靠经营的含义进行规定。一般意义上挂靠经营是指经营主体(多为自然人、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与另一经营主体(多为具备一定实力、信誉、资格的国有或者集体法人企业)协议约定，由挂靠方使用被挂靠企业的经营资格和凭证等进行经营活动，并向被挂靠企业提供挂靠费用的经营形式。挂靠经营一般是指以被挂靠企业的名义进行经营活动，同时支付一定的挂靠费用。实践中，挂靠企业对外经营活动发生的债权债务，一般由挂靠企业和被挂靠企业承担连带责任。 | 因企业挂靠经营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财政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国家税务总局《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工作的意见》(已于2011年2月21日废止)第2条规定了清理甄别“挂靠”集体企业的工作范围，“根据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清产核资的有关规定，凡在各级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为城镇集体企业，但资本来源主要为个人或国有企业(单位)投资、合资、合作，其现有财产构成不属于集体性质为主，采取上交一定管理费(挂靠费)名义上由有关主管部门、企业(单位)、社会团体临时管理、委托管理或‘挂靠’管理等企业，均属此次清理甄别工作的范围。其中包括：(一)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私营(或个体)的企业。(二)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国有的企业。(三)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私营投资者共同投资举办和经营的个体联营或合伙企业。(四)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实际为非国有经济与国有企业或单位投资举办的国有合资、合作或联营企业。(五)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已名存实亡，有关‘挂靠'主管部门、企业单位、社会团体未督促在工商管理部门办理注销登记手续，仍对其承担管理责任的企业。(六)登记注册为集体但不具有企业法人资格的各类‘挂靠’社会团体或经营单位。(七)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因原主管部门、企业(单位)、社会团体被撤销、合并、变更或划转其他单位临时‘代管’的‘挂靠’企业。(八)登记注册为集体但其财产关系不清的各类‘民营’等企业，以及其他类型的‘挂靠’企业。”对外经济贸易合作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重申规范进出口企业经营行为，严禁各种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的通知》(2000年9月7日施行)中规定：“一、各类进出口企业不得让其他企业以进出口企业名义对外签订进出口合同或以挂靠经营的方式从事进出口业务，对已经挂靠的企业要立即解除挂靠关系，不得继续经营。二、各级外经贸主管部门要加强对各类进出口企业的政策宣传和法制教育，要求企业自觉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牢固树立守法经营的观念。对存在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问题的企业，要采取有效措施，坚决制止，责令其进行整顿并立即终止借权经营和挂靠经营。” | 现行法律对于挂靠经营并未进行专门的规定。实践中的挂靠经营形式繁多，如建筑施工队挂靠建筑公司、个体车辆挂靠有资质的出租汽车营运公司等。处理建设工程的“挂靠行为”,可以依照《建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挂靠经营是特定历史时期的现象，目前已不被允许。 |
企业兼并合同纠纷 | 企业兼并是指企业结合。在布莱克法律词典中解释为，包括企业合并、控股、营业转让、收购、干部兼任、租赁等形式实现的一个企业对另一个企业的控制，或者是企业之间的联合。因此，企业合并是企业兼并的下位概念。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89〕体改经38号)第1条规定：“企业兼并是指一个企业购买其他企业的产权，使其他企业失去法人资格或改变法人实体的一种行为。”严格地说，企业兼并不是法律上的概念。企业兼并是我国国有企业改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过程中被广泛运用的一种途径。围绕企业兼并合同的效力、履行所发生的各种纠纷适用本案由。 | 因企业兼并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企业兼并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与企业改制相关的民事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30条至第35条。《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16条明确了企业享有联营、兼并权。根据国家体改委、国家计委、财政部、国家国有资产管理局《关于企业兼并的暂行办法》第4条的规定，企业兼并主要有以下几种形式：(1)承担债务式，即在资产与债务等价的情况下，兼并方以承担被兼并方债务为条件接收其资产；(2)购买式，即兼并方出资购买被兼并方企业的资产；(3)吸收股份式，即被兼并企业的所有者将被兼并企业的净资产作为股金投入兼并方，成为兼并方企业的一个股东；(4)控股式，即一个企业通过购买其他企业的股权，达到控股，实现兼并。关于当事人的列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63条规定，企业法人合并的，因合并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合并后的企业为当事人；企业法人分立的，因分立前的民事活动发生的纠纷，以分立后的企业为共同诉讼人。 | 应当注意区分企业合并与企业兼并这两个易混淆的概念。如前文所述，企业兼并是企业合并的上位概念，企业合并是企业兼并中企业结合最牢固的形式。以收购形式实现对企业控股的属于企业兼并，不同于企业合并，两者主要区别在于：(1)企业控股是企业收购形式，属于企业股东行为；企业合并是企业行为，但需经股东大会决议同意。(2)企业控股不发生被控股企业主体资格的消灭，企业合并导致被吸收企业或者合并各方(新设合并)主体资格消灭。(3)企业控股的法律后果仅为被控股企业股权发生变动，该企业资产和负债不发生转移；企业合并的法律后果是参与合并的企业可不经清算而消灭，消灭的企业资产和负债概括性地转移至存续企业或新设企业。 |
联营合同纠纷 | 联营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通过协议或者章程而进行经济联合的组织形式，当事人以此达成的协议称为联营合同。联营企业属于营利法人中的其他企业法人。根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第2条的规定，具备法人条件的下列企业，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办理企业法人登记：(1)全民所有制企业；(2)集体所有制企业；(3)联营企业；(4)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设立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现统称为外商投资企业);(5)私营企业；(6)依法需要办理企业法人登记的其他企业。上述这些企业法人，如果不是按照公司法成立的公司法人，没有采用公司法人的组织结构，则属于“其他企业法人”。联营可以分为法人型联营、合伙型联营和合同型联营三种类型。 | 一般认为，法人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法人联营体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辖。合伙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依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5条的规定，由合伙型联营体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型联营合同纠纷案件，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由联营体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或联营体注册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确有困难的，如法人型联营体已经办理了注销手续，合伙型联营体应经工商部门注册登记而未办理注册登记，或者联营期限届满已经解体的，可由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联营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总则编和合同编通则分编的相关规定，《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第16条的相关规定。 | 根据法律相关规定，联营可分为以下三种类型：
一是法人型联营，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以财物、资金、技术等出资并组成新的经济实体，在具备法人条件，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核准登记，取得法人资格。此种类型纠纷，成立符合《公司法》条件的联营体的，联营方之间发生纠纷的，实体法也适用《公司法》规定，确定案由时可以适用“联营合同纠纷”案由，也可以适用第二级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项下的案由。成立非公司法人联营体的，适用“联营合同纠纷”第三级案由。
二是合伙型联营，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共同出资、共同经营，但不具备法人条件，联营各方以各自所有的或者经营管理的财产承担民事责任。如果依照法律规定或者协议约定负连带责任的，则承担连带责任。对于申请登记并领取营业执照的合伙型联营，联营方之间发生纠纷的，实体法适用《合伙企业法》,确定案由时可以适用“联营合同纠纷”案由，也可以适用“合伙企业纠纷”案由。没有登记的，实体法不能适用《合伙企业法》,确定案由时应适用“联营合同纠纷”案由。
三是合同型联营，即松散型联营，这是指企业法人之间或企业法人与事业单位法人之间按照协议约定相互协作但各自独立经营，联营各方的权利义务由联营协议加以约定，各自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此种类型纠纷按照合同基础法律关系确定案由即可。 |
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1)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2)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3)外商独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4)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 企业承包经营是一种企业经营模式。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企业根据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确定企业所有权人与企业经营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的合同。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与承包者订立的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者，由承包者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以及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与承包者订立的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全部或部分经营管理权在一定期限内交给承包者，由承包者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进行经营管理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以及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外商独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承包者与外商独资经营企业签订的由承包者经营管理外商独资企业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以及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外商独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
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是指在坚持社会主义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为确定劳动群众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的责权利关系而在双方之间订立的合同。 | 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适用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一般规定。依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因合同纠纷提起的诉讼，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如果案件系涉外案件，则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4章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5条的规定，如果被告在我国领域内没有住所，则我国领域内的合同签订地、我国领域内的合同履行地、我国领域内的诉讼标的物所在地、被告在我国领域内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被告在我国领域内设立的代表机构，可以由合同签订地，合同履行地、诉讼标的物所在地、可供扣押财产所在地、侵权行为地或者代表机构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34条的规定，当事人可以书面选择与争议有实际联系的地点的法院管辖，选择我国法院管辖的，不得违反《民事诉讼法》关于级别管辖和专属管辖的规定。
根据《民事诉讼法解释》第522条的规定，当事人一方或双方是外国人、无国籍人、外国企业或组织的；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的经常居住地在我国领域外的，或者当事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产生、变更、消灭民事关系的法律事实发生在我国领域外的，或者诉讼标的物在我国领域外的民事案件，为涉外民事案件。 | 我国没有关于企业承包经营的统一法律规定，处理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散见于不同的法律法规之中。值得注意的是，如果系涉外案件，根据《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 在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这一第三级案由下，规定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外商独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4个第四级案由。
根据我国法律和相关行政法规的规定，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在一定条件下可以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承包经营只是解决部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经营管理不善、严重亏损的补充措施。在承包经营期内，由承包者承担经营风险并获取部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收益。承包者可以是中国的公司、企业，也可以是外国的公司、企业，承包者通过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订立承包合同的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实践中，由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承包经营引起的合同纠纷并不鲜见。
外商独资企业也称外资企业，是外国的公司、企业、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据中国法律，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投资并独立经营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出资可以是自由兑换的外币，也可是机器设备、工业产权或专有技术等。外商独资企业的组织形式一般为有限责任公司，经批准也可以采取其他责任形式。由于外商独资企业的全部资本由外国投资者所有，因此，外国投资者可以自主决定有关企业的一切问题，包括资金的筹措、职工的雇用、设备材料的购买、产品的销售、企业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以及日常的经营管理等。外商独资企业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经济实体，它不同于外国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设立的分支机构，如分公司和常驻代表机构，分支机构在法律上和经济上没有独立性。设立外商独资企业必须有利于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国家鼓励举办产品出口或者技术先进的外商独资企业。近几年来，外商独资企业已经成为中国利用外商直接投资中居于第一位的投资方式。外商独资企业可以采取承包经营的方式，承包者与外商独资企业通过订立承包合同的方式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由于外商独资企业承包合同引起的纠纷是民事案件，因此，将外商独资企业承包经营合同纠纷列为民事案件案由之一。
乡镇企业实行承包经营是为了兼顾国家、集体、个人三者利益关系，调动企业经营者和生产者的积极性，挖掘企业内部潜力。通过由企业经营者代表承包方同发包方订立承包合同实现承包经营。乡镇企业承包经营合同中，发包方是企业的所有者，它的代表是企业所属的集体经济组织或企业的董事会；承包方为实行承包经营的企业，它的代表是企业的经营者。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是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为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共同举办合营企业而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以及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6条的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当事人不能选择境外法院管辖此类纠纷案件。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一般规定，此类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以及《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外商投资法》的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内容、生效要件、订立、变更、终止等均作出了详细的规定。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对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的处理也作出了相关规定。 | 本案由系第三级案由。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亦称股权式合营企业，是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据中国的法律，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成立的企业。合资企业的基本特点是合资各方共同投资、共同经营、共担风险和共负盈亏。合资各方可以用货币出资，也可以用建筑物、机器设备、场地使用权、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出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组织方式为有限责任公司，董事会为最高权力机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是外商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形式之一。实践中，中、外方投资者由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终止发生争议较为常见，因此，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列为民事案件案由之一。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 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是指外国的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者个人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同中国的企业或者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为共同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而订立的合同。该合同当事人因合同的订立、履行、变更以及终止而产生的纠纷，即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6条专属管辖的规定，因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履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发生纠纷提起的诉讼，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法院管辖。当事人不能选择境外法院管辖此类纠纷案件。因此，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关于合同纠纷案件管辖的一般规定，此类纠纷由被告住所地或者合同履行地的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以及《外商投资法》等相关规定。根据《民法典》第467条第2款的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外商投资企业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的处理也作出了相应规定。 | 本案由系第三级案由。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亦称契约式合营企业，是指外国公司、企业和其他经济组织或个人，依据中国的法律，同中国的公司、企业或其他经济组织在中国境内共同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举办的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一般约定投资或者合作条件、收益或者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企业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事项。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与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的主要区别在于中外各方的投资一般不折价计算投资比例，利润也不按出资比例分配。各方的权利和义务，包括投资或提供合作条件、利润或产品的分配、风险和亏损的分担、经营管理的方式和合作终止时财产的归属等各项，都在合作各方签订的合同中确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可以组成具有法人资格的实体，即有限责任公司；也可以组成非法人的经济实体，即合作各方共同出资或提供合作条件，按照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的约定经营管理企业，合作各方对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企业不具有法人资格。非法人合作企业合作各方提供的合作条件或投资可由合作各方分别所有；也可以共有，由合作企业统一管理和使用，任何一方不得擅自处理。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设立董事会及经营管理机构，董事会是最高权力机构，决定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不具有法人资格的合作企业设立联合管理委员会，由合作各方派代表组成，代表合作各方共同管理企业。另外，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成立后，经董事会或联合管理委员会一致同意，报原审批机关批准，还可以委托合作一方或第三方经营管理企业。如果中外合作者在合同约定合作期满时企业的全部资产归中方合作者所有，则外方合作者可以在合作期限内先行回收投资。中外合作者的投资或者提供的合作条件可以是现金、实物、土地使用权、工业产权、非专利技术和其他财产权利。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一般由外国合作者提供全部或大部分资金、技术和设备，而中方多以土地、厂房、可利用的资源等作为出资，有时也提供一定量的资金。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具有方式灵活、设立手续简便等特点。举办中外合作经营企业也是外商在我国进行直接投资设立外商投资企业的形式之一，实践中，由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产生的争议也大量被诉诸人民法院，因此，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纠纷同样是民事案件的重要案由之一。 |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 | 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是指股东与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具体的股权份额等发生争议而引起的纠纷。
股东资格确认之诉，可因代持、冒名、继承、让与担保等情形产生，实践中大致包括以下三种类型：
1.股东与公司之间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实践中，可能股东与他人之间不存在股权归属争议，但公司不承认股东享有股东资格。比如，隐名出资中公司拒绝隐名股东行使股权，或者股权转让后公司拒绝受让人行使股权，此时即产生纠纷。
2.股东与股东之间因出资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这里通常是指隐名出资的情况，即隐名股东与名义股东之间签订出资协议，隐名股东以他人名义出资，由他人作为名义股东，但实际出资资金来源于该隐名股东，名义股东不享有实际权利，一切权利归隐名股东所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 (三)》关于股东资格确认的绝大部分篇幅，旨在规范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代持问题。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的规定，股权代持纠纷主要存在两种类型：(1)原始股东取得资格发生的代持，包括两种情况：①公司设立时实际股东直接出资；②实际股东对公司增资部分进行出资。 (2)股权转让中发生的代持。包括两种情况：①“实转而形式不转”,是指转让人代受让人代持股权，形成了股权转让与代持关系的双重合意，类似于动产的占有改定，受让人为实际股东，但形式上股东名册及工商登记中的股东仍为转让人。②“形转而实不转”,是指受让人代转让人持有股权，即形式上股东名册中股东变更为受让人，但转让人仍为实际股东，股东资格实际上并未发生变动。
3.股东与股东之间因股权转让产生的股东资格确认纠纷。依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的姓名或名称须记载于股东名册及公司章程，并属于工商登记事项；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的姓名或名称须记载于公司章程，持有记名股票的股东姓名或名称应记载于股东名册。因此，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或股份公司股东转让记名股票时，应按照上述规定作相应的变更登记。实际生活中，股权转让双方可能因为过失或者其他原因，在股权转让过程中没有履行法定的变更登记手续，或者没有交付股票或出资证明书。如果未变更登记，就可能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此外，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可以凭借其所持有的无记名股票向公司主张股权；如果无记名股东转让股权时未向受让人交付无记名股票，则受让人无法证明其股权之存在，从而可能发生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列为第三级案由。 | 《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规定，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住所地是指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不能确定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根据上述规定，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以下有关公司纠纷诉讼管辖的含义与此相同。 | 处理股东资格确认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2条、第33条、第74条、第130条、第131条、第140条、第141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2条至第24条等相关规定。此外，《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9条、第35条等相关规定也是处理股东资格纠纷案件的法律依据。 | 确定本案由时，要注意该类纠纷主要发生在股东与股东、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或者股东与公司之间就股东资格是否存在或者股权持有比例而发生的纠纷。股权代持纠纷中，实际股东与名义股东形成委托合同关系，如名义股东不愿继续代持，其作为代持关系的合同相对方，与股东资格确认之诉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属于适格的原告。在有限责任公司股权代持引起的股东资格确认之诉中，原告诉讼请求如含有给付内容的，名义股东应当列为被告，而非第三人。此外，根据《民法典》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的规定，登记为营利法人的学校、幼儿园、医疗机构、养老机构等，可以确认上述机构出资人的股东资格及出资份额。 |
股东名册记载纠纷 | 《公司法》第32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应当置备股东名册，记载下列事项：(1)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2)股东的出资额；(3)出资证明书编号。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可以依股东名册主张行使股东权利。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依据自己的出资对公司享有权利，承担责任，为了表明股东的地位，确定股东对公司的权利义务，有限责任公司应当向股东出具出资证明书。同时，有限责任公司还应当在公司住所置备股东名册。股东名册的法定记载事项有三项内容：一是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住所；二是股东的出资额，包括其认缴和实缴的出资额；三是股东出资证明书编号。公司置备股东名册，在出现股东转让其出资情形时，可依股东名册的记载来确定谁是对公司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股东。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法律规定的无效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股东名册在处理各股东关系上具有确定的效力，即记载于股东名册的股东，才可以依股东名册的记载主张行使股东权利。任何名义上或实质上的权利人在尚未完成股东名册登记或者股东名册上的股东名义变更前，不能对抗公司，只有完成股东名册的登记或者名义变更后，才能成为对公司行使股东权利的人；公司仅以股东名册上现记载的股东确定为本公司的股东，给予股东待遇。同时该条还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这是公司的法定义务，公司不履行此项法定义务，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前述事项发生变更的，公司应当办理变更登记。由于股东名册记载纠纷直接关系到股东资格的确认与股权的行使，与股东利益密切相关，且实践中存在大量此类纠纷，故规定该案由。 |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股东名册记载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3条、第74条、第13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4条的规定。 | 实践中，股东名册记载纠纷主要包括以下两种类型：(1)因转让方股东怠于履行变更登记义务产生的纠纷。一般来讲，股东名册变更登记必须由转让方股东向公司提出申请，由公司进行变更登记；如果转让方股东懈怠或者因为过失未向公司申请变更登记，此时即可能产生股东名册记载纠纷。(2)因公司不履行记载义务产生的纠纷。股东名册由公司备有和保管，并由公司负责办理登记事宜。因此，当公司因为懈怠或者过失而未变更股东名册时，就可能产生股东名册记载纠纷。 |
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 | 《公司法》第32条第3款规定：“公司应当将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向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办理变更登记。未经登记或者变更登记的，不得对抗第三人。”因此，当有限责任公司股东转让股权或者发生其他应当变更股东的姓名或者名称及其出资额时，公司应当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变更登记，否则，不得对抗第三人，进而将影响相应股东的利益。公司股东的股权比例发生变更后，有限责任公司负有变更公司登记事项的法定义务。同时根据《公司法》第73条的规定，公司股权变更登记包括当事人合意变更登记、司法强制变更登记两种形式。
当事人合意变更登记，指的是股权转让的相关当事人经协商达成一致后，向登记管理部门申请变更登记。此时申请变更登记，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7条的规定，公司应当向登记机关提交法定代表人签署的变更登记申请书、登记事项变更的决议或者决定以及其他有关文书。合意变更登记行为，从其性质上看应系私法行为。公司形成股权变更的决议或决定，是合意变更登记的必要条件。未提交决议或决定，登记管理部门可不予登记。司法强制变更登记是指司法机关依生效法律文书，通知登记管理部门协助，强制变更股权登记。即有关当事人拒不履行判决时，则直接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51条的规定，向公司登记机关变更公司股权登记的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附上有关生效判决即可，登记机关应当依法予以协助。司法强制变更登记行为，是司法机关依法行使执行权的公权行为。有限责任公司是否形成股权变更的决议或决定，不影响人民法院强制变更登记行为，也不影响登记管理机关依法协助执行予以变更登记。
变更公司登记直接关系到股东资格的确认与股权的行使，与股东利益密切相关，且实践中存在大量此类纠纷，故制定该案由。 |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2条、第73条等的规定。 | 确定本案由时，应注意“请求变更公司登记纠纷”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7条、第28条规定的“未及时办理变更登记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的过错赔偿责任”“冒名登记”等产生侵权诉讼纠纷之间的关系。 |
股东出资纠纷 | 股东出资，是指公司股东在公司设立或增加资本时，按照法律、公司章程的规定以及认股协议的约定，向公司交付财产或履行其他给付义务以取得股权的行为。出资是股东对公司的基本义务，也是形成公司财产的基础。如果股东未按规定缴纳出资，或者虚假出资、出资不足、抽逃出资等，即可能引发公司与股东、股东与股东、股东与债权人之间的出资纠纷和诉讼，股东可能被起诉而依法承担继续履行、损害赔偿等违约责任。基于出资制度在整个公司制度中的重要意义，公司法对于股东出资的数额、期限、方式及其责任等都有所规定，公司法还规定了未履行义务股东或发起人的补缴差额责任和其他股东或发起人的连带认缴责任。此外，因违反出资义务而造成公司或其他已履行义务的出资人损失的，还须承担损害赔偿责任。
公司案件审理中常见的股东出资纠纷包括以下几种类型：
1.虚假出资纠纷
虚假出资是指股东认购出资而未实际出资，取得公司股权的情形。虚假出资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以无实际现金流通的虚假银行进账单、对账单骗取验资报告；以虚假的实物出资手续骗取验资报告；以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出资，但未办理产权转移手续等。
2.出资不足纠纷
出资不足是指在约定的期限内，股东仅仅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或者未能补足出资的情形。出资不足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货币出资只履行了部分出资义务；作为出资的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
3.逾期出资纠纷
逾期出资是指股东没有按期缴足出资的情形。《公司法》第26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股东认缴的出资额。”实践中，经常发生股东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的纠纷。
4.出资加速到期纠纷
《公司法》第28条规定：“股东应当按期足额缴纳公司章程中规定的各自所认缴的出资额。”在注册资本认缴制下，公司债权人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为由，在特定条件下可以请求未届出资期限的股东在未出资范围内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承担补充赔偿责任。①
5.抽逃出资纠纷
抽逃出资是指股东在公司成立后违法将出资收回。抽逃出资的具体表现形式包括：股东设立公司时，验资后将出资转出，公司并未实际使用出资；公司收购股东的股份，但未按规定处置该股份；公司未弥补亏损、提取法定公积金即先行分配利润；公司制作虚假会计报表进行利润分配；公司利用关联交易转移出资等。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专门规定了股东出资纠纷案由，处理各种违法出资行为，并追究股东责任。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股东出资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实践中需要注意的是，公司股东认为其他股东抽逃出资而发生纠纷的，属于投资协议约定的因协议引起或与本协议有关的纠纷，主要属于给付之诉性质的诉讼，并不具有组织法上纠纷的性质，因此不适用公司诉讼案件的特殊地域管辖，而应当依据《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关于合同纠纷或侵权行为纠纷的特殊地域管辖原则确定管辖法院。 | 处理股东出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26条至第31条、第36条、第81条、第83条至第85条、第92条、第94条、第200条、第201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7条至第10条等的规定。 | 该案由与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不同，应注意区分。股东出资纠纷规范的是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各种情形；而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规范的则是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除股东出资纠纷之外的相关纠纷。 |
新增资本认购纠纷 | 该案由规定的是有限责任公司新增资本认购、股份有限公司发行新股认购产生的纠纷。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是指公司经过公司的股东会或者公司的股东大会进行决议后使公司的注册资本在原来的基础上予以扩大的法律行为。公司增加注册资本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吸收外来新资本，包括增加新股东或者股东追加投资；二是用公积金增加资本或者利润转增资本。《公司法》第17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本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份有限责任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认购新股，依照本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实践中，新增资本认购纠纷可能发生在新出资人与公司之间，也可能发生在原股东与公司之间，大致有以下类型：
1.因行使优先认股权产生的纠纷《公司法》第34条中规定：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由于有限责任公司具有人合性质，其股东比较固定，股东之间具有相互信赖、比较紧密的关系。因此，在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应当由本公司的股东首先认缴，以防止新增股东而打破原有股东之间的紧密关系，此即为股东的优先认缴出资权。只有在股东不认缴时，方允许其他投资者认缴，成为公司新的股东。因此，对于有限责任公司，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如果公司违反这一约定，权利受到损害股东有权针对公司提起诉讼。
2.新增资本出资义务纠纷
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决定新增注册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认缴公司新增资本。公司设立后，可能会因经营业务发展的需要而增加公司资本。根据《公司法》第34条之规定，原则上由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如果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则可以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第4款规定：“股东在公司增资时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依照本条第一款或者第二款提起诉讼的原告，请求未尽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七条第一款规定的义务而使出资未缴足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相应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担责任后，可以向被告股东追偿。” |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新增资本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新增资本认购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4条、第178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至第15条的规定。 | 该案由与股东出资纠纷不同，应注意区分。股东出资纠纷规范的是股东违反出资义务的各种情形；而新增资本认购纠纷规范的则是公司新增注册资本时，除股东出资纠纷之外的相关纠纷。 |
股东知情权纠纷 | 股东知情权纠纷，是指股东因其知情权受到侵害而产生了纠纷。
股东知情权，是法律赋予公司股东了解公司信息的权利。例如，《公司法》第33条赋予了股东对于公司章程、股东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的查阅复制权，对会计账簿的查阅权，此为法律赋予股东的合法权利。该条第1款规定：“股东有权查阅、复制公司章程、股东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和财务会计报告。”股东知情权不仅指单纯地了解公司有关信息，而且包含着对公司进行检查监督的权利，如对公司提出建议或者质询。如，根据《公司法》第97条规定，股份公司的股东不但有权查阅公司章程、股东名册、公司债券存根、股东大会会议记录、董事会会议决议、监事会会议决议、财务会计报告，还有权对公司的经营提出建议或者质询。
为平衡公司与股东权利、保障公司经营及合法利益，《公司法》第33条第2款对于股东查阅目的不正当可能损害公司合法利益的情况下限制股东该项权利的行使。也就是说股东行使法定权利为常态，只有在特定情况下才对权利的行使进行限制：(1)对于诸如会计账簿等公司文件，没有赋予股东复制权。(2)股东对公司会计账簿行使查阅权时，除了须向公司递交书面申请外，还必须说明查阅的目的。当公司认为此目的不正当时，有权拒绝提供查阅。(3)对于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仅享有对公司相关文件的查阅权，却没有复制权。在股东知情权法律关系中，权利主体是公司股东，义务主体是公司，因此，涉及股东知情权纠纷的诉讼，应当以公司为被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7条第1款规定：股东依据公司法第33条、第97条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起诉请求查阅或者复制公司特定文件材料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股东知情权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股东知情权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3条、第97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7条至第12条的规定。 | 实践中，可能出现行使知情权的股东同时又是公司董事的情况。根据《公司法》第54条第1款的规定，监事可以列席董事会会议，并对董事会决议事项提出质询或者建议。因此，监事也享有知情权。但是，监事的知情权与股东的知情权在权利性质、权利内容、行使方式等各方面均不相同。因此，如果提起知情权诉讼的股东同时具备公司监事的身份，应当以股东名义提起知情权诉讼。此外，股东请求委托他人查阅公司有关档案材料的，或者公司未依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建立相关档案材料、公司建立的相关档案材料虚假或者丢失，股东起诉请求公司依法或者公司章程之规定重新建立并提供给股东查阅的，也属于此案由纠纷。但公司不具备依法或者公司章程之规定建立相关档案材料条件，股东主张公司相关人员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不属于该案由纠纷，股东应当另行提起诉讼。 |
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 | 该案由是异议股东行使股份收购请求权时产生纠纷的案由。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又称异议评估权、股份评估回购请求权，是指当股东大会基于多数表决，就有关公司重大事项作出决议时，持异议的少数股东要求对其所持股份的价值进行评估并由公司以公平价格予以购买的权利。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制度的价值主要在于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使异议股东选择以获得合理而公平的股份补偿的方式“走开”,而不再受到“多数决”形成的决议的约束。同时，该制度还有助于公司提升决策水平、改进经营管理。《公司法》第74条、第142条分别规定了有限责任公司与股份有限公司的异议股东均享有请求公司收购其股份的权利。
《公司法》第74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1)公司连续5年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而公司该5年连续盈利，并且符合本法规定的分配利润条件的；(2)公司合并、分立、转让财产的；(3)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方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60日内，股东与公司不能达成股权收购协议的，股东可以自股东会会议决议通过之日起90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股份有限公司不得收购本公司的股份。主要原因：一是股份有限公司是法人，它和股东在法律上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主体，公司如收购本公司的股份，意味着它变成了自己公司的股东，使公司具有了双重身份，这会给公司带来一系列的问题，并使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益平衡受到破坏，导致侵犯其他股东的权益。二是股份有限公司必须实行股本充实原则，亦称股本维持原则，即公司在整个存续期间必须经常维持与已发行股本总额相当的现实财产。而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本公司的股份则违背了充实原则，因为它必然造成公司现实财产的减少，可能导致侵犯债权人权益的后果。为此，《公司法》第142条严格限定了公司收购本公司股份的例外情形，且需要具备法定条件。
为保证异议股东依法公平行使异议股东股份收购请求权，《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专门设置了“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这一案由。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及《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第22条的规定，因股东资格确认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74条、第142条的规定。 | 股东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的纠纷，不同于一般的股权转让纠纷。一般的股权转让纠纷，股权的受让方是公司之外的其他主体。而股东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股权的受让方是公司本身。 |
股权转让纠纷 | 股权是股东因出资行为而对公司享有的获取经济利益和参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各项权利的总称。股权转让，则是股东与受让人意思表示一致，依照法律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将自己的股权让与受让人，使受让人继受取得股权成为公司股东。股权转让纠纷是指股东之间、股东与受让股东之间进行股权转让而产生的纠纷。它包括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和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转让纠纷(即股份转让纠纷)两种情况。有限责任公司兼具人合和资合特性，股权转让分为对内转让和对外转让两种情况，对内转让是指股权在股东内部进行转让，对外转让是指股东将其股权向股东以外的人进行转让。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会发生新股东进入公司的情况，而新股东与其他股东之间并不一定存在相互信任的关系。为了维持有限责任公司的人合性因素，《公司法》第71条规定除转让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中，有超过一半的股东同意，股东才能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股份有限公司作为典型的资合公司，其股权以自由转让为基本特征，但要依法转让。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
股权转让纠纷案由的类型主要包括：股权转让合同效力的纠纷、股权转让合同履行的纠纷、瑕疵出资股东股权转让纠纷、股权转让中的瑕疵责任。其中，国有股权转让纠纷等，在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外，还适用相关特殊规定。本案由还包括一些特殊类型的股权转让纠纷，比如，股权的继承、股权的分割、股权的遗赠以及夫妻共有股权的法律纠纷等。比如，《公司法》第75条就针对股权继承问题规定：自然人股东死亡后，其合法继承人可以继承股东资格；但是，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股权转让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股权转让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71条至第73条、第137条至第141条、第145条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6条至第22条，《民法典》合同编等有关合同的相关规定也应予适用。此外，《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8条、第9条对有限责任公司有股权变动、侵犯优先购买权的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也作出了规定。 | 本案由不同于一般的买卖纠纷。股权转让尽管也导致股权归属的变化，但与一般的商品买卖不同，股权背后对应着公司的全部财产以及债务，股权转让本质上属于权利的买卖，转让的后果意味着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发生了对公司的财产的控制关系的变化。此外，本案由也不同于股东请求公司收购股份纠纷。 |
公司决议纠纷
(1)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
(2)公司决议撤销纠纷 | 公司决议纠纷，是指公司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或者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引发的纠纷。《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条规定：“公司股东、董事、监事等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无效或者不成立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
股东(大)会决议和董事会决议作为相应的公司机关的意思表示，只有决议程序(包括会议的召集程序和表决方式)和内容均合法、公正才能发生法律效力；如果决议程序或内容上有瑕疵，就不能认为是正当的团体意思，应对其效力作否定性的评价，赋予股东对瑕疵意思表示的诉权是保护中小股东利益的重要手段。多数国家的公司法均确立了瑕疵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效力确认和撤销制度，我国《公司法》也规定了公司机关的决议无效、不成立和撤销制度。因此，《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公司决议纠纷列为第三级案由。
依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瑕疵分为内容瑕疵和程序瑕疵。相应地，在该第三级案由下，又有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与公司决议撤销纠纷两个第四级案由。程序瑕疵主要包括以下情形：(1)公司未召开会议的，但依据《公司法》第37条第2款或者公司章程规定可以不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而直接作出决定，并由全体股东在决议文件上签名、盖章的除外；(2)会议未对决议事项进行表决的；(3)出席会议的人数或者股东所持表决权不符合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4)会议的表决结果未达到公司法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通过比例的；(5)导致决议不成立的其他情形。对于程序上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或者内容上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撤销决议的诉讼。提起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撤销之诉的原告，应限于公司股东。为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条规定：“依据民法典第八十五条、公司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请求撤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的原告，应当在起诉时具有公司股东资格。” | 《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的规定确定管辖。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公司决议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公司决议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2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条至第6条及《民法典》第85条等规定。 | 原告请求确认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不成立、无效或者撤销决议的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对决议涉及的其他利害关系的，可以依法列为第三人。一审法庭辩讼终结前，其他有原告资格的人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前款规定诉讼的，可以列为共同原告。 |
公司设立纠纷 | 公司设立，是指发起人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为组建公司并使其取得法人资格而依法完成的一系列法律行为的总称。按照我国公司法理论，在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只能从事与公司设立相关的必要行为，不得以公司名义从事经营活动。公司章程或设立协议签订之日至公司营业执照签发之日为公司设立阶段。
《公司法》对公司的设立规定了严格的法定条件和程序。从公司之人格形成、生存直至消亡的全过程来看，设立公司处于公司的形成阶段。经登记机关核准登记，公司便进入“生存”阶段。一般而言，因设立公司的行为而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大都出现在公司的形成阶段和生存阶段，例外的情况是：当公司设立失败，且设立人或发起人就处理善后事宜不能达成一致意见时，也会诉至人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途径。《公司法》规定的两种公司形态中，关于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规定在《公司法》第23条至第35条，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在第76条至第97条。
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设立人的身份虽发生了变化，变成了公司的股东，但其作为设立人时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仍然存在，它仍渗透于股东和股东之间、公司和股东之间的关系之中，有的甚至规范并影响着公司的债权人与公司、债权人与股东之间的法律关系。这就使与此相关的公司法律关系具有了两重性的特点。当公司设立失败时，设立人所实施的设立公司的行为也被纳入公司法律规范的调整范畴。故在此情况下，因实施设立公司行为而产生的纠纷案件，也属于公司设立纠纷案件。还有一种纠纷，涉及对其是否属于设立公司行为作出法律上的认定。换言之，只要诉讼当事人(设立人或交易相对人)认为其与相对方所实施的交易行为是设立公司的行为，即可提起此类设立公司之诉讼，尽管法院适用法律的结果可能否定当事人的主张。实践中，一个案件中可能包含两个诉，即请求确认设立人的交易行为属于或者不属于设立公司的行为，进而请求判令由公司承担合同责任或判令公司不承担责任；或者当公司设立失败时，请求判令由全体设立人承担连带责任或行为人个人承担责任。
此外，关于如何确定此类纠纷的案由问题，亦当予以明确。广义上，设立公司的行为形成了此类纠纷，但有些纠纷属于第三人与设立人(或公司)之间依据交易合同而提起的诉讼，法院习惯于将其仍确定为合同纠纷。但这与普通合同纠纷的区别在于，它是设立公司合同纠纷，法律关系上具有特殊性。另一种情况，公司与设立人之间就设立公司的责任负担问题，或者当公司设立失败时，设立人之间就设立公司的责任承担问题产生争议而形成了诉讼，可直接将其案由确定为公司设立纠纷。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公司设立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公司设立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23条至第35条、第76条至第9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条、第13条、第15条以及《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 公司成立后有证据证明发起人利用设立中公司的名义，为自己的利益与相对人签订合同，向公司转嫁债务的，除非相对人为善意，公司不承担民事责任。如果相对人向公司主张了责任，公司向相对人承担责任后向发起人追偿的，也发生公司设立纠纷。 |
公司证照返还纠纷 | 公司在经营过程中，至少应当拥有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财务章等证照、物品。对于经营特殊行业的公司而言，还必须拥有特许的证件执照。公司证照对外代表着公司的意志，是公司主体资格的证明。公司证照包括公司的营业执照、公章、财务章等证照和物品。在实践中，证照的范围还包括文件和资料等，证照应该作广义上的理解。
尽管公司拥有上述证照的所有权，但一般而言，为方便公司内部的经营管理，公司证照往往由不同的公司机关及其人员实际占有、控制。比如，公司的营业执照、公司公章、财务章及法定代表人名章等可以由专人保管，公司规模较小的，也可能直接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保管。公司公章归公司所有，由相关工作人员根据公司授权保管使用，法定代表人是代表法人行使职权的负责人。“在公司的合资合同、章程或相关管理制度均未对公章由谁保管作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法院可判令将公章交由法定代表人收执保管。”①此外，公司股东、董事、经理等也均有可能保管、占有公司证照。
实践中，纠纷形成的原因有：(1)决议免除职务，然后离职者不返还。股东会作出决议，免除证照持有人的职务，在职，原保管者合法占有，免职后，则不具有合法占有的依据。(2)非正常离职，证照的保管者没有通过劳动法规定的合法方式离职，公司通知后仍然不返还。(3)公司清算时，持有人不将证照等资料转移给清算人。(4)公司经营陷入僵局，持有人拒不返还。此外，个别情况下，公司人员之外的第三人也有可能非法侵占公司证照拒不返还。证照返还纠纷是公司经营中常见到的纠纷，为此《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列为第二级案由。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公司证照返还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公司证照返还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147条、第149条及《民法典》第179条、第235条等的规定。 | 公司印章一般具有对外代表公司意志的表象，因公司证照返还引发的纠纷，其实质往往涉及公司内部治理中对公司控制权的争夺。证照返还纠纷，往往会涉及损害公司利益，这类案件既具有民法上物权的属性，又具有公司法上关于董事高管责任、股东滥用权利等问题。因此，此类案件与普通的损害公司权益的财产返还诉讼案件有所区别。 |
发起人责任纠纷 | 设立任何公司都有公司的发起人。发起人，是指为设立公司而签署公司章程、向公司认购出资或者股份并履行公司设立职责的人，包括有限责任公司设立时的出资人和股份有限公司的发起人。《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的发起人统称股东、出资人，没有使用发起人的专门概念；只有对股份有限公司，由于其涉及人数众多，设立程序复杂，明确使用了发起人概念。发起人作为筹划和实施公司设立行为，履行出资义务，对公司设立行为承担相应义务和责任之人，依法应当对公司承担发起人责任。发起人责任是指发起人在公司设立过程中，因公司不能成立对认股人所应承担的责任，或者在公司成立时因发起人自身的过失行为致使公司利益受损时应当承担的责任。
实践中，发起人责任纠纷主要有以下情形：(1)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以自己名义为自己而与第三人发生业务，作为合同相对人一方的债权人，无论公司是否成立均可以直接要求发起人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公司设立阶段发起人以自己名义为公司实施民事行为，若公司未成立，则因成立前公司不具备民事主任资格，发起人以自己名义为设立公司实施的民事行为属于发起人的责任问题，应当由发起人承担责任。若公司登记成立，因公司设立前发起人类似于公司的法定代表人是公司的合法代表人，在筹办业务范围内有权直接代表公司从事与公司设立有关的活动，之后因成立前的公司与成立后的公司统一，发起人在设立前实施的民事行为原则上应归属于成立后的公司，由公司承担发起人实施民事行为的责任。(3)公司设立后，公司自愿承担发起人实施民事行为所应履行的义务，即对发起人行为予以追认的，应视为债务加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条规定，债权人作为合同相对人享有请求发起人和成立后的公司承担责任的选择权，即债权人有权直接要求发起人承担民事责任，也有权要求成立后的公司承担发起人实施行为的民事责任。此外，如果发起人不按照《公司法》的规定以及发起人协议的约定缴纳出资的，无论公司是否成立，均应当承担违约责任。(4)根据《公司法》第93条之规定，股份有限责任公司成立后，无论是发起人未按照公司章程的规定缴足出资，还是发现发起人交付作为设立公司出资的非货币财产的实际价额显著低于公司章程所定价额，其他发起人都承担连带责任。公司既可以要求出资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发起人缴足或者补足差额，也可以要求其他任何一个或者几个发起人缴足或者补足差额，被要求的发起人不得拒绝。当然，被要求的发起人在缴足或者补足差额后，有权向出资不符合公司章程规定的发起人追偿。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发起人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由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发起人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0条、第83条、第93条、第9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条至第6条的规定。 | 发起人责任纠纷，不同于公司设立纠纷。 |
公司盈余分配纠纷 | 股东的盈余分配请求权即股利分配请求权，是股东自益权的一种，指股东基于其股东地位依法享有的请求公司按照自己的持股比例向自己分配股利的权利。
股东作为公司的投资人，其投资就是为了获得利润。公司的利润，是在缴纳各种税款及依法提取法定公积金等之后的盈余，就是可以向股东分配的利润。在公司存续的情况下，盈余分配请求权是股东从公司获取投资回报的主要手段。但由于股利分配方案需要经过股东(大)会通过，在资本多数决原则下，公司大股东可能利用股利政策损害中小股东的利益。在公司实际运作中，公司可能有可供分配的盈余，但却以各种理由不正当地拒绝向股东派发盈余或者公司过分提取任意公积金而损害股东的股利分配权，从而引发公司盈余分配权纠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专门设置了“公司盈余分配纠纷”这一案由，为股东通过诉讼保障自己的公司盈余分配权提供救济途径。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3条的规定，股东请求公司分配利润案件，应当列公司为被告。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其他股东基于同一分配方案请求分配利润并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主要发生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在有限责任公司中，大股东往往兼任公司管理职务，因此，可以通过薪水、奖金等形式从公司实质获得回报，而小股东则被排除在公司管理层之外，无从通过这些方式从公司获得回报。比较而言，股份有限公司尤其是上市公司，由于存在公开的股份交易市场，在公司无正当理由拒绝分配股利时，股东可以较为容易通过转让股份而退出公司。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6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3条的规定，因公司盈余分配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公司住所地是指公司主要办事机构所在地。公司办事机构不明确的，其注册地或者登记地为住所地。 | 处理公司盈余分配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4条、第34条、第16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13条、第14条、第15条。 | 据《公司法》第37条、第46条等规定，公司利润的分配方案由董事会制订，由股东会决定。因此，由于董事会不是盈余分配的决策机关，董事不应成为公司盈余分配诉讼的当事人。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虽请求分配利润的股东未提交载明具体分配方案的股东会或股东大会决议，但当有证据证明公司有盈余且存在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等滥用股东权利情形的，诉讼中可强制盈余分配，且不以股权回购、代位诉讼等其他救济措施为前提。在确定盈余分配数额时，要严格公司举证责任以保护弱势小股东的利益，但还要注意优先保护公司外部关系中债权人、债务人等的利益，对于有争议的款项因涉及案外人实体权利而不应在公司盈余分配纠纷中作出认定和处理。盈余分配义务的给付主体是公司，若公司的应分配资金因被部分股东变相分配利润、隐瞒或转移公司利润而不足现实支付时，不仅直接损害了公司的利益，也损害到其他股东的利益，利益受损的股东可直接依据《公司法》第22条第2款的规定向滥用股东权利的公司股东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21条的规定向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或依据《公司法》第149条的规定向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主张赔偿责任。 |
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 | 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应当对股东承担损害责任而与股东发生的纠纷。所谓公司高级管理人员包括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和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现代公司实行两权分离即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制度，股东对公司享有股权，但并不一定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而是通过选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由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公司进行经营管理。为了防止发生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侵害公司股东的利益，《公司法》规定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控股股东等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侵害公司利益，而公司在上述人员控制之下不能或怠于以自己的名义主张权利，导致其他股东利益受到损害的，其他股东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以及公司的利益，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股东直接诉讼是股东自行保护权益的重要手段，也是股东控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行为的有效途径。自《公司法》赋予股东直接诉讼权之后，这类纠纷在实践中不断增多，故《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其列为第三级案由。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以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行为结果发生地、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 | 处理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15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26条。此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也是一种特殊的侵权行为，除了适用《公司法》的规定之外，还可适用《民法典》的相关规定。 | 《公司法》中规定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股东利益时的民事赔偿责任，以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公司章程规定为前提，与一般的侵权行为不同。 |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 |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
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因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损害责任的民事纠纷。公司股东依照法律和公司章程正当行使权利，是股东的基本义务。实践中，存在大量滥用股东权利的情形，如股东在涉及公司为其担保事项进行表决时，应当回避而不回避。再比如，公司章程规定出售重大资产需股东大会特别决议通过，公司的控股股东无视公司章程的规定，不经法定程序，强令公司出售该资产。《公司法》第20条第1款、第2款规定了禁止滥用股东权利的原则和应承担的赔偿责任，公司股东应当在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框架下行使权利，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利益的，应当依法承担损害责任。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是指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而发生的纠纷。为了防止发生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道德风险，《公司法》第147条第1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第149条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执行公司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关于诉讼主体的地位。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3条之规定，监事会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第1款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监事会主席或者不设监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监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董事会或者不设董事会的有限责任公司的执行董事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规定对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原告，依法由董事长或者执行董事代表公司进行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4条规定，符合《公司法》第151条第1款规定条件的股东，依据《公司法》第151条第2款、第3款规定，直接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他人提起诉讼的，应当列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一审法庭辩论终结前，符合《公司法》第151条第1款规定条件的其他股东，以相同的诉讼请求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 对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管辖法院的确定，司法实践有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司诉讼类型为公司组织诉讼，损害公司利益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不属于公司组织诉讼，应按照《民事诉讼法》第28条的规定，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①第二种观点认为，损害公司利益纠纷的股东代表诉讼涉及公司组织关系，是由股东在公司怠于提起诉讼时，代表公司起诉侵害公司利益的股东。为了便于公司和利害关系人参加诉讼，便于公司提供证据或人民法院调查取证，亦便于此后可能发生的强制执行，故对于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应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①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应根据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被告类型，分别确定管辖：(1)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以及“董监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应适用公司诉讼的特殊地域管辖规定；(2)他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应根据侵权行为地、结果发生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确定管辖。从最高人民法院相关案例看，多数采第一种观点，即以侵权行为地、结果发生地或被告住所地作为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管辖法院。 | 处理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20条、第21条、第147条、第149条、第15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第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四)》第23~26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1条、第2条；《民法典》第83条第1款。 | 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指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或者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定义务，损害公司利益而引发的纠纷。第三人由于侵权行为或者违约行为损害了公司利益，不属于此案由纠纷。 |
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1)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2)实际控制人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 | 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是指公司股东因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的民事纠纷。
《公司法》第20条第3款针对一些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确立了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打破了股东有限责任，即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的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对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作出了规定，确立了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又称“揭开公司面纱”“刺破公司面纱”制度。该制度是在承认公司具有法人人格的前提下，在特定的法律关系中对公司的法人格及股东有限责任加以否定以制止股东滥用公司法人格及有限责任，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利益。
人民法院在受理股东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人格否认)纠纷案件时，应当根据不同情形确定当事人的诉讼地位：(1)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已经由生效裁判确认，其另行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股东为被告，公司为第三人；(2)债权人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提起诉讼的同时，一并提起公司人格否认诉讼，请求股东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列公司和股东为共同被告。《公司法》确立公司人格否认制度，符合我国公司实践的客观需要，有利于解决股东滥用公司法人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侵害债权人利益的问题。根据《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增设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为第三级案由。 | 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8条、《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4条的规定，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由侵权行为地或者被告住所地法院管辖。侵权行为地包括侵权行为实施地、侵权结果发生地，也就是说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中，原告住所地法院有管辖权。 | 处理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公司法》第20条；《民法典》第83条第2款；《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条~第12条。 | 公司人格否认制度应当坚持慎用原则，严格限制适用情形。构成公司人格否认的要件，主要从三个方面考虑：(1)公司合法地取得了法人资格；(2)公司股东滥用了公司人格，具体情形主要包括公司资本显著不足、过度控制、人格混同、公司人格“形骸化”等；(3)公司股东对公司人格的滥用，严重侵害了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
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 | 关联交易及其法律控制是现代各国和地区公司法正在形成和发展的制度，也是公司法学正在发展和不断创新的理论。在我国，关联交易广泛地存在于公司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的日常经营活动之中，对于经济活动的运行以及投资者的权益保护有着重要的影响，因此，规范关联交易行为，关系到公司企业的正常运转，也关系到营商环境的改善。
《公司法》对关联交易进行了明确规定，对关联交易的内涵及形式进行定义。按照《公司法》第216条第4项的定义，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民法典》第84条也明确规定，营利法人的控股出资人、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法人的利益；利用关联关系造成法人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判断关联交易是否损害公司利益，核心判断标准即看该交易是否公平。正常的关联交易，可以稳定公司业务，分散经营风险，有利于公司发展。不正常的关联交易，指公司的大股东、实际控制人和管理层，利用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和控制地位，迫使公司与自己或者其他关联方从事不利益的交易，以达到挪用公司资金、转移利润的目的，严重损害公司、少数股东和债权人利益。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优化营商环境工作，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保护投资者权益也是我国《公司法》的重要立法目的之一。为进一步保护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利益，为优化营商环境提供良好的司法保障，最高人民法院于2019年4月28日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并于2019年4月29日正式施行，对《公司法》第21条的规定“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进行进一步解释，对关联交易进行规范。 | 因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要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地等因素来确定管辖法院。 | 处理公司关联交易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84条、《公司法》第21条、第216条第4项，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第1条、第2条。 | 《公司法》第21条明确了关联方利用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应当承担损失赔偿责任。《民法典》第84条在《公司法》规定的基础上，将适用范围扩展到全部营利法人。
处理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案件，要特别注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五)》的规定中，将关联交易分为两个层次规范：第一个层次是规定了关联交易的内部赔偿责任；第二个层次是否认关联交易相关合同的效力。对于关联交易的内部赔偿责任问题，司法解释明确规定，通过关联交易损害公司利益的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责任主体，即使履行了法定公司决议程序，也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即履行法定程序不能豁免关联交易赔偿责任。实践中，对于人民法院审理此类纠纷中，当事人以其行为已经履行了合法程序进行抗辩，但如果仍旧违反公平原则，损害公司利益，公司依然可以主张行为人承担损害赔偿责任。此外，考虑到实践中关联交易行为人往往实际控制公司意志，此种情形下公司本身很难作为原告主动主张赔偿责任，而该司法解释明确了股东在相应情况下可以提起代表诉讼，给中小股东提供了追究关联人责任的救济渠道，以保护公司和自身的利益。对于否认关联交易相关合同的效力问题，该司法解释也实际扩展了股东代表诉讼的适用范围，将之扩大到关联交易合同的确认无效和撤销纠纷中。关联交易合同存在无效或者可撤销情形的，如果行为人控制公司意志，导致公司自身无法作为原告主动主张赔偿责任，符合条件的股东通过股东代表诉讼向关联交易合同相对方主张权利的，同样，依法予以支持。
此外，把握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类案件的审理，要紧紧围绕两个判断标准，即“通过关联关系”和“损害公司利益”,以此来判断是否存在违法关联交易。对两个标准的把握，可通过交易主体、交易动机、交易行为、交易结果四个要件来具体判断：(1)交易主体。关联交易主体包括关联自然人和关联法人两类，前者以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为代表，后者以母公司或控股公司为代表。(2)交易动机。人民法院应当审查关联交易的目的是否正当，交易动机是否出于诸如操纵市场、转移利润或财产、虚假报表、逃避税收等恶意，这对于判断关联交易的效力十分重要。(3)交易行为。《公司法》所规制的关联行为主要是指关联交易中的非常规交易行为，即关联交易主体滥用集中管理、股权分散或者事实上对公司的控制力，从事损害公司利益的关联交易行为。该行为通常表现为关联公司之间就收益、成本、费用与损益的摊计不合理或不公正。实践中的主要问题在于，任何认定交易行为是否属于非常规的交易行为，对此，人民法院应当参照市场交易惯例，并参考审计、评估等专业机构的鉴定意见。(4)交易结果。关联交易人的交易行为应当给公司带来现实的或者明显可能发生的损失。
还需要注意的是，公司关联交易损害责任纠纷，发生在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关联方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之时。如果该等关联方损害了公司利益，但并非利用关联交易的形式，则不属于此案由。 |
公司合并纠纷 | 公司合并是企业调整经营战略、实现规模经济的重要手段，属于公司经营中的重大变动事项。公司合并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公司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合并为一个公司的行为。公司合并包括吸收合并和新设合并两种形式。吸收合并又称归并，是指一个公司吸收其他公司，被吸收的公司解散。新设合并是指两个以上公司合并设立一个新的公司，合并各方解散。
对于公司合并产生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67条第1款规定，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具体而言，公司合并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是公司组织结构的变化；二是权利义务的概括转移。公司合并将发生公司消灭和股东身份变化的法律效力。在吸收合并中，被合并公司的全部资产并入合并公司，被合并公司债权人赖以保障其利益的全部资产发生了转移，可能影响被合并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在新设合并中，合并各方公司的全部资产并入新设公司，合并各方公司债权人赖以保证其利益的全部资产都发生了转移，这就使得合并各方债权人的利益都可能受到影响。由于公司合并产生上述法律效果，因此涉及多家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为了防止公司合并而侵害中小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173条规定了公司合并的严格程序，即应当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第179条第1款也规定，公司合并或者分立，登记事项发生变更的，应当依法向公司登记机关办理变更登记；公司解散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注销登记；设立新公司的，应当依法办理公司设立登记。
如果公司合并没有依照合并协议进行，或者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会引发纠纷。公司合并纠纷中比较常见的是公司合并无效纠纷，如公司股东认为公司合并决议未经股东会通过、债权人认为公司合并过程中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被合并的公司没有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有其他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之情形而提起的公司合并无效之诉。常见的合并无效原因主要有合并协议无效、合并决议瑕疵、合并违反债权人保护程序等。 | 《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确定管辖。 | 处理公司合并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67条，《公司法》第37条、第43条、第99条、第173条、第174条、第179条。 | 实践中，公司合并纠纷案件中问题较多的是因公司合并引发的债务承继问题。处理此类问题，要按照《民法典》关于“法人合并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合并后的法人享有和承担”的规定确立的原则，结合《公司法》关于公司合并的规定来解决。一般而言，对于两个或多个实力较强的公司合并，可形成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优质资产叠加的良好态势，更有利于保护债权人的利益。但是在“强弱合并”或者“弱弱合并”的情况下，公司合并却可能对债权人的利益造成损害。此时，要把握好公司合并引发的债务承继原则，应按照不同情况分别判断合并后的公司如何对合并前的公司债务承担法律责任。
对于公司合并引发的债务承继问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一般而言，有三种处理办法。一是无论在吸收合并或者新设合并中，合并后的公司全部承继合并前各个公司的全部权利与义务，包括资产与负债并且办理了公司财产转移登记手续的，则合并后的存续或者新设的公司承继合并各方的债权、债务。据此，合并后公司继受合并前公司的债权时，无需通知债务人公司即可生效；合并后公司继受合并前公司的债务时，亦不以债权人的同意为生效要件。权利义务的概括继受不仅包括实体法上的权利义务，也包括程序法上的权利义务。就消灭公司尚未完结的诉讼、仲裁(包括商事仲裁与劳动仲裁)及其他争讼程序而言，均由存续公司或新设公司承受其当事人地位。二是根据公司自治原则，在合并各方对债权债务的处理有明确约定的，则按照该约定处理。三是对于遗漏的债权债务，应根据“内外有别”原则。对外，由合并后的公司承担。对内，如果有对遗漏债权债务等有内部约定的承担责任范围，则按此约定处理，承担责任的公司主体当然可以按照约定向有关责任主体行使追偿权。
此外，还需注意，若债权人并不主张公司合并无效，而只是向合并后的公司主张债权的，这类纠纷不属于公司合并纠纷，而属于普通的债权债务纠纷。 |
公司分立纠纷 | 公司分立是企业经营专门化、提升公司经营效率、减负增效的重要手段，属于公司经营中的重大变动事项。公司分立是指一个公司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分裂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公司的行为，是公司在组织上的一种变更。分立包括新设式分立和派生式分立两种方式。新设式分立是指原公司分立为两个或者两个以上新的公司，原公司消灭。派生式分立是指原公司依然存在，但从原公司中分立出来一个新的公司，原公司的法人资格不变。
对于公司分立产生的法律后果，《民法典》第67条第2款规定，法人分立的，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法人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但是债权人和债务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具体而言，公司分立主要产生两个方面的法律后果：一是公司组织结构的变化；二是权利义务的法定转移。首先，公司分立导致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公司设立，该公司的营业来自既有公司营业分割，而不是既有公司的转投资行为。对于新设式分立，还同时导致既有公司的消灭，其消灭也不需要经过清算程序。其次，公司分立的结果导致了分立公司债务的法定承担，即除非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由于公司分立产生上述法律效果，因此涉及多家公司股东及债权人的利益，为了防止公司分立而侵害中小股东或债权人的利益，《公司法》第175条规定了公司分立的严格程序。即公司分立，其财产做相应的分割。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第176条也规定，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连带责任。但是，公司在分立前与债权人就债务清偿达成的书面协议另有约定的除外。
如果公司分立未依照该公司分立计划或分立协议进行，或者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则会导致纠纷。公司分立纠纷中比较常见的是公司分立无效纠纷，如公司股东认为公司分立决议未经股东会通过，或债权人认为公司分立过程中公司未履行通知义务，或有其他违反法律或行政法规之情形，而提起公司分立无效之诉。 | 《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确定管辖。 | 处理公司分立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民法典》第67条，《公司法》第37条、第43条、第99条、第175条、第176条、第179条。 | 实践中，处理公司分立纠纷案件需要严格根据《民法典》及《公司法》的规定，准确把握公司分立后债权债务的承担问题。公司发生分立，其权利和义务由分立后的公司享有连带债权，承担连带债务，公司分立后，不仅原有的一切债权债务依法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而且原有的财产所有权、经营权、知识产权等也都转移给分立后的公司。但是要尊重公司自治原则，对于分立前公司与债权人已经达成书面协议，对债务清偿有明确约定的则按照该约定处理。
此外，还需注意，若债权人并不主张公司分立无效，而只是向分立后的公司主张债权的，这类纠纷不属于公司分立纠纷，而属于普通的债权债务关系。 |
公司减资纠纷 | 公司减资，即公司注册资本减少，是指公司存续过程中，因资本过剩或者亏损严重而依照法定的条件和程序减少注册资本额。公司减资纠纷是指公司注册资本减少过程中因减资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公司减资分为实质性减资和形式性减资。实质性减资，是指减少注册资本的同时，将一定资产返还给股东，从而减少公司的净资产。一般而言，是在资本过剩的情况下，适当减少公司资本，有利于发挥公司资本的使用效益，减少资本的闲置和浪费，使公司和股东均能受益。形式性减资，是指只减少注册资本额，注销部分股份，不减少公司净资产的减资，这种减资往往是亏损企业的行为，目的是使公司的注册资本与净资产水平保持相当。一般而言，是在公司因经营不善而造成严重亏损的情况下，公司的过度亏损会使公司的注册资本数额与实有资产严重不符，对债权人造成误导和欺骗，也会使股东无法得到回报，所以为了使公司资本与资产相当需要减资。
《公司法》第177条对公司减资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即公司需要减少注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具体而言，公司减资必须符合以下条件和程序：(1)股东(大)会作出减资决议，并相应地对章程进行修改。在有限责任公司中，作出减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在股份有限公司中，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2)公司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3)通知债权人和对外公告。(4)债务清偿或担保。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5)办理减资登记手续。可见，《公司法》对公司减资规定了严格的条件和程序，违反公司法规定的减资的条件和程序，可能引发公司减资纠纷。
因此，为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和债权人的利益，违反法定程序的减资，公司股东可以提起诉讼确认减资行为无效或撤销公司减资决议，债权人有权请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 《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确定管辖。 | 处理公司减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43条、第177条、第179条的规定。 | 实践中，因《公司法》未对股东减资比例进行规定。公司股东可以按照出资比例或者持股比例进行减资，减资后各股东的股权比例或者持股比例不变；也可以不按照出资比例或者持股比例减资，减资后各股东的股权比例或者持股比例发生变化。无论公司采用何种方式减资，股东减资的比例必须经过股东会作出决议。
公司减资纠纷案件在类型上主要分为两类：一是公司股东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公司的减资行为无效或者撤销公司的减资决议；二是公司债权人提起诉讼。要求减资的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常见类型：一是公司减资决议无效之诉。公司股东减资比例未经股东会决议，或者股东会决议未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或者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的，对公司减资比例有异议的股东可以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公司减资决议无效。公司减资决议无效之诉的原告是对公司减资比例有异议的股东，被告是公司。二是公司减资决议撤销之诉。公司按照《公司法》的规定，经过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或者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作出了股东会决议。但是，股东会召集程序或者表决方式违反法律法规或者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可以
依据《公司法》第2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撤销股东会减资决议。《公司法》对股东行使撤销权的期限作了规定，即自公司决议作出之日起60日内行使，超过法定期限，撤销权消灭。三是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其他股东利益的诉讼。公司股东认为其他股东在公司减资过程中滥用了股东权利，侵害股东合法权益，给其造成损失的，根据《公司法》第20条的规定，公司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侵权之诉，请求其他股东向其承担赔偿责任。
此外，我国《公司法》规定了公司减资的债权人保护程序，对公司减资侵害债权人利益的救济途径作了规定，设置了通知债权人、债务清偿或者提供担保的程序。公司股东会作出减资决议后，未履行通知和公告义务，也未对债权人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债权人可以提起停止减资之诉和公司减资无效之诉。一是停止减资之诉。公司减资尚未完成的，债权人可以向公司行使停止减资请求权，要求公司停止减资活动。在向公司请求未果的情况下，债权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公司停止减资活动，或者依法履行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义务。二是公司减资无效之诉。公司减资完成后，债权人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人民法院判决公司减资行为无效，从而恢复公司减资导致公司责任财产减少，影响公司对外偿付能力，使公司的资本恢复到进行减资之前的状况。 |
公司增资纠纷 | 公司增资，即公司增加资本，是指公司基于筹集资金、扩大经营规模的目的，依照法定条件和程序增加公司资本的行为。公司增资的目的包括筹资，开拓新的投资领域或者项目，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增强公司的实力，提高公司的信用；保持现有的运营资金，减少股东收益分配；调整现有股东结构和持股比例，改变公司管理层的组成。公司增资纠纷是指公司在增加注册资本过程中因增资行为引起的民事纠纷。
公司增资可以增强公司实力，有利于保障债权人的利益和维护交易安全。我国的法律法规对公司增资的强制性规定较少，由公司自行决定。但是，由于公司增资可能稀释现有股东的股权，导致股权结构的调整，从而影响现有股东的利益。我国《公司法》为了防止公司无谓增资损害股东的当前分配利益，增加投资经营风险，在法律制度设计上对其增资的条件、程序等作了限制性规定。《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增加资本的，需经公司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并且有限责任公司增加资本时，除非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
《公司法》第178条对公司增资规定了严格的程序，即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公司法》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认购新股，依照《公司法》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此外，第43条及第104条对相关程序也有严格规定。第43条规定，股东会的议事方式和表决程序，除《公司法》有规定的外，由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第104条规定，《公司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可知，公司增资必须经过股东会决议，变更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对于违反程序作出的决议，股东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增资决议无效。 | 《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民事诉讼法解释》第22条规定，因股东名册记载、请求变更公司登记、股东知情权、公司决议、公司合并、公司分立、公司减资、公司增资等纠纷提起的诉讼，依照《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确定管辖。 | 处理公司增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43条、第104条、第178条、第179条的规定。 | 实践中，通过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资本的方式增加资本，只是增加了公司的资本总额并没有增加资产总额，公司通过这种方式可以停止或者减少对股东的收益分配，从而使公司继续占用现有的资金，维持现有的经营规模。这种增资方式股东没有向公司追加投资，也没有新的投资者加入公司，产生的纠纷不多。而公司增资通过追加增资，新的资金投入公司，既增加公司的资本同时也增加公司的资产，其投资者可以是公司的现有股东也可以是新的投资人。这种增资方式涉及的问题较多，容易产生内部纠纷。
公司增资纠纷主要包括两种类型：一是股东主张公司增资违反程序而无效，其实质是特殊的公司决议无效之诉；二是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主张行使新增资本的认购优先权。具体而言，有以下几种常见类型：(1)资金性质认定纠纷，指当事人未按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出资程序，对于支付给公司的资金是出资还是借款发生争议，由此而引起的纠纷。当事人向公司提供资金的性质是增资行为还是借款行为的认定，其法律后果不同。如果认定为增资行为，则因向公司投资而取得股东资格，应当承担股东义务；如果认定为借款行为，则没有承担公司亏损的义务。(2)增资协议效力纠纷。公司增资可能导致部分股东的持股比例降低、股权稀释或者公司控制权转移的结果。控制股东利用其对公司的控制权，以公司或者自己名义与部分股东或者第三人签订增资协议进行增资，侵害公司部分股东的利益，从而产生增资协议效力纠纷。增资协议效力纠纷，由对增资有异议的股东为原告，以公司和增资协议的签订人为共同被告。(3)增资协议履行纠纷。公司增资是公司设立后的出资，当事人应当按照增资协议约定的出资数额、出资形式和出资期限，向公司履行增资协议项下的出资义务。根据《公司法》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股东认缴新增资本的出资，依照设立有限责任公司缴纳出资的有关规定执行。股份有限公司为增加注册资本发行新股时，股东认购新股，依照设立股份有限公司缴纳股款的有关规定执行。无论有限责任公司还是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增资缴纳出资的要求与设立公司时缴纳出资的要求完全一致。因此，公司增资过程中，同样存在出资瑕疵的纠纷。(4)增资比例纠纷。我国《公司法》第34条规定，股东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分取红利；公司新增资本时，股东有权优先按照实缴的出资比例认缴出资。但是，全体股东约定不按照出资比例分取红利或者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的除外。《公司法》允许股东不按照出资比例优先认缴出资，体现了公司自治的原则。(5)债权转股权纠纷。债权转股权，是指债权人将对债务人公司享有的债权转换为对债务人公司的股权，债务金额转化为债务人公司的资本，由此使债务人公司的负债减少、资本增加。这是公司增加资本的一种特殊方式。债权转换为股权的增资方式表现为公司债转换增资和债权转股权增资，相应地产生两种纠纷。
此外，应注意本案由与新增资本认购纠纷案由之间的区别。新增资本认购纠纷主要是发生在新出资人与公司之间以及原股东与公司之间的纠纷，而公司增资纠纷主要是公司在增加资本过程中因增资行为而引起的民事纠纷。
典型案例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发的(2015)民二终字第191号孙某荣与杨某香、廊坊愉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公司增资纠纷案。该案的裁判要旨为：股权转让属于股权的继受取得，增资入股则是股权的原始取得。当事人之间协议将取得股权的方式由股权转让变更为增资入股后，原股权转让合同即被其后签订的增资入股合同所更替而终止。根据定金合同的从属特征，作为原股权转让合同从合同的定金合同亦相应消灭，定金罚则不应再适用。 |
公司解散纠纷 | 公司解散是指引起公司人格消灭的法律事实。《公司法》第180条规定，公司因下列原因解散：(1)公司章程规定的营业期限届满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2)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解散；(3)因公司合并或者分立需要解散；(4)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者被撤销；(5)人民法院依照《公司法》第182条的规定予以解散。根据公司解散事由的不同，公司解散可分为公司自行解散、强制解散和司法解散三种形式。自行解散即为上述规定的前三种情形，强制解散即为上述规定的第四种情形，司法解散又称裁判解散，即公司的目的和行为如违反《民法典》第8条的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反公序良俗的规定，依法令其解散，或者公司出现上述规定第5项，即公司经营出现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或者董事、股东之间出现僵局，且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由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这里所指的公司解散纠纷主要指公司僵局出现时，公司股东提起解散公司申请而引发的纠纷。
公司在存续期间如果长期发生严重的内部矛盾，导致公司无法正常经营，甚至使股东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失，且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解决。此时，如果公司继续存续，则对股东利益明显不利，且造成社会资源闲置，不利于发挥物的效用。尤其是有限责任公司，具有较强的人合性特点，公司能否正常运营仰赖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若此人合性被打破，或者公司经营遭遇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无法实现公司目的，此时应赋予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权利。
对于破解公司僵局问题，《公司法》第182条虽然规定了股东申请解散公司的情形，但由于该规定比较原则，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等表述在司法实践中不好把握。为适应审判实践的需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条第1款对于股东申请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问题作了细化。依据该款规定，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在符合《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前提下，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解散公司的情形为：(1)公司持续2年以上无法召开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2)股东表决时无法达到法定或者公司章程规定的比例，持续2年以上不能作出有效的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3)公司董事长期冲突，且无法通过股东会或者股东大会解决，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4)经营管理发生其他严重困难，公司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情形。由于实践中公司僵局经常出现，导致股东会依据《公司法》第182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解散公司，该类纠纷即属于公司解散纠纷。 | 《民事诉讼法》第26条规定，因公司设立、确认股东资格、分配利润、解散等纠纷提起的诉讼，由公司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公司解散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180条、第181条、第182条的规定。 | 实践中，提起公司解散纠纷，必须以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公司僵局为前提。如果能够通过其他途径解决公司僵局，较之于解散公司是更优的选择。提起公司解散诉讼的原告，应当是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10%以上的股东。至于人民法院是否允许解散公司，则属于人民法院的依据具体情形依法作出判断的自由裁量权。
典型案例为最高人民法院于2012年4月9日公布的指导案例第8号，林某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某明公司解散纠纷案。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旨为：《公司法》第182条将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作为股东提起解散公司之诉的条件之一。判断公司经营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应从公司组织机构的运行状态进行综合分析。公司虽处于盈利状态，但其股东会机制长期失灵，内部管理有严重阻碍，已陷入僵局状态，可以认定为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对于符合《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其他条件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判决公司解散。该指导性案例主要解决的是如何判断《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及依法妥善处理公司僵局状态的问题。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是认定公司是否处于僵局状态的重要因素，但对于如何进行具体判断，在司法实务中存在认识上的不统一。该指导性案例的裁判要点确认了判断公司的经营管理是否出现严重困难，应当从公司的股东会、董事会或执行董事及监事会或监事的运行现状进行综合分析的规则，公司是否处于盈利状况并非判断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侧重点在于公司管理方面存有严重内部障碍，如股东会机制失灵、无法就公司的经营管理进行决策等，不应片面理解为公司资金缺乏、严重亏损等经营性困难。
另一公司解散纠纷典型案例为《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刊发的(2011)民四终字第29号仕丰科技有限公司与富钧新型复合材料(太仓)有限公司、第三人永利集团有限公司解散纠纷案。该案的裁判要旨为：(1)《公司法》第182条既是公司解散诉讼的立案受理条件，同时也是判决公司解散的实质审查条件，公司能否解散取决于公司是否存在僵局且符合《公司法》第182条规定的实质条件，而不取决于公司僵局产生的原因和责任。即使一方股东对公司僵局的产生具有过错，其仍然有权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过错方起诉不应等同于恶意诉讼。(2)公司僵局并不必然导致公司解散，司法应审慎介入公司事务，凡有其他途径能够维持公司存续的，不应轻易解散公司。当公司陷入持续性僵局，穷尽其他途径仍无法化解，且公司不具备继续经营条件，继续存续将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依据《公司法》第182条的规定判决解散公司。 |
清算责任纠纷 | 清算责任纠纷是指清算组成员在清算期间，因故意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公司清算期间，清算组是对内执行清算事务，对外代表公司处理债权债务的公司机关。当公司出现《公司法》第180条第1项、第2项、第4项、第5项的解散事由后，公司依法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清算组相当于原公司执行机关董事会，行使清算中公司的代表及执行机关职能。在清算目的范围内，与原公司机关具有类似的法律地位。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人民法院应当受理该申请，并及时组织清算组进行清算。
根据《公司法》第189条规定，清算组成员应当忠于职守，依法履行清算义务。清算组成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财产。清算组成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清算组应当依法履行清算义务，包括清理公司财产，分别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通知、公告债权人；处理与清算有关的公司未了结的业务；清缴所欠税款以及清算过程中产生的税款；清理债权、债务；处理公司清偿债务后的剩余财产；代表公司参与民事诉讼活动。清算组成员在履行上述义务过程中，应当本着忠实勤勉、忠于职守的原则进行，如因故事或者重大过失未尽勤勉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则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 因清算责任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要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地等因素来确定管辖法院。 | 处理清算责任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184条、第185条、第186条、第187条、第188条、第189条。 | 实践中，公司清算过程中，公司实质上为清算组控制，因此也有可能出现清算组未尽到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或者债权人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其自身不可能主动以公司名义向自己主张权利，况且清算时间一般较短且只消耗而并不增加公司的财产，此时公司的状态符合《公司法》第151条第2款“情况紧急、不立即提起诉讼将会使公司利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情形，股东有权根据《公司法》第151条第3款关于股东代表诉讼的规定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需要说明的是，清算中公司的董事会、执行董事已不再行使执行公司事务包括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权利。因此，对于损害公司利益的清算组成员，公司股东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而无须遵守书面请求公司董事会、执行董事起诉的前置程序。此为股东代表诉讼制度在公司清算期间的特殊体现。在股东提起的股东代表诉讼中，应当将公司列为第三人，诉讼的结果归于公司所有，在清算中一并处理。
当公司已经因清算完毕而注销终止后，股东发现清算组成员的违法行为造成其损失的(无剩余财产分配或者剩余财产数额不足),亦可向清算组成员主张权利。因清算组成员清算中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所造成的损失，首先是对公司亦即全体股东造成的损失，而非仅针对原告股东，因此，在这里还不宜简单视为直接诉讼，而应当视为本质上还是代表公司诉讼(准确说应当是代表全体股东诉讼)——尽管此时公司已经消灭，形式上不再满足代表诉讼的特点。因此，此时股东提起的诉讼，应当是“参照”《公司法》第152条第3款的规定提起，而非“依据”。考虑到清算组成员承担赔偿责任，应该是对所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因此，原告股东在提起该诉讼时，应当将其他所有股东列为第三人。①
此外，清算责任纠纷案由不同于申请公司清算案由。另外也要注意，申请公司清算案由在原案由规定中为第三级案由，从属于第一级案由即第八部分“与公司、证券、保险、票据等有关的民事纠纷”及第二级案由“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本次案由修正后，仍然为第三级案由，但已调整为从属于第一级案由即第十部分非讼程序案件案由及第二级案由公司清算案件。 |
上市公司收购纠纷 | 上市公司收购是收购人通过法定方式，为取得或巩固对上市公司的控制权而购买该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就其性质而言，实际上是一种股份买卖，是收购者与目标公司股东通过对目标公司股份的买卖而使目标公司控制权发生移转的一种买卖行为。
上市公司收购按照收购方式，分为要约收购、协议收购以及其他合法方式收购等，其中，要约收购与协议收购这两种方式较为普遍。要约收购是指收购人以向目标公司所有股东公开发出要约的方式购买该公司证券的行为。协议收购是指收购人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通过与目标公司特定股东签订收购协议的方式进行收购的行为。上市公司收购在各国和地区证券法中的含义各不相同。狭义的上市公司收购仅指要约收购。广义的上市公司收购即包括要约收购、协议收购等。我国《证券法》中上市公司收购采取广义的含义，即上市公司收购可以采取要约收购或者协议收购等方式。
上市公司收购纠纷是指购买者在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以获得其控制权的过程中与被收购者之间发生的纠纷。《证券法》对于上市公司收购的程序、方式等进行了严格规定。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以部门规章的方式发布《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保护上市公司和投资者的合法权益，维护证券市场秩序和社会公共利益，促进证券市场资源的优化配置。根据上述法律及规章，上市公司的收购，必须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规定，当事人应当诚实守信、遵守社会公德、商业道德，自觉维护证券市场秩序，接受政府、社会公众的监督，必须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近年来，上市公司收购频繁，从而发生在上市公司收购过程中的纠纷也不断增多，所以《民事案件案由规定》将该类争议列为第三级案由。 | 因上市公司收购纠纷提起的诉讼，原则上以《民事诉讼法》中管辖的相关规定为基础，但要综合考虑公司所在地等因素来确定管辖法院。 | 处理上市公司收购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证券法》第85条至第101条的规定。 | 实践中，要注意上市公司收购纠纷适用的条件及对象。上市公司收购纠纷的双方当事人应为收购人与被收购人，适用的条件是双方在购买上市公司股份以获得其控制权的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收购人之间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本案由。 |
入伙纠纷 | 入伙是指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以外的第三人加入合伙，从而取得合伙人资格。入伙纠纷是因第三人加入合伙而产生的纠纷。依据《合伙企业法》的规定，新合伙人入伙，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应当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并依法订立书面入伙协议。订立入伙协议时，原合伙人应当向新合伙人如实告知原合伙企业的经营状况和财务状况。入伙的新合伙人与原合伙人享有同等权利，承担同等责任。入伙协议另有约定的，从其约定。新合伙人对入伙前合伙企业的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合伙人以外的人依法受让合伙人在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的，经修改合伙协议即成为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依照《合伙企业法》和修改后的合伙协议享有权利，履行义务。 | 入伙纠纷系基于合同而发生的纠纷，约定管辖的问题，有约定从约定，无约定的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的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审理合伙企业入伙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典》总则编第4章、《合伙企业法》第2章的相关规定。其中，《合伙企业法》第2章“普通合伙企业”中设专节第5节规定了“入伙、退伙”,并规定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等问题。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入伙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入伙一般规定。比如对于有限合伙企业而言，新入伙的有限合伙人对入伙前有限合伙企业的债务，以其认缴的出资额为限承担责任。 | 需要注意本案由与“127.合伙合同纠纷”的区别，详见本书对“127.合伙合同纠纷”的论述。 |
退伙纠纷 | 退伙是指合伙人在合伙组织存续期间退出合伙组织、消灭合伙人资格的行为。退伙纠纷是指合伙人因退出合伙，与其他合伙人脱离合伙关系而产生的纠纷。依据《合伙企业法》,退伙情形包括了约定合伙期限的退伙、未约定合伙期限的退伙、当然退伙、除名退伙等。《合伙企业法》第53条还规定，退伙人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合伙企业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 | 合伙企业基于合同产生，因此，退伙纠纷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审理合伙企业退伙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民法典》总则编第4章、《合伙企业法》第2章的相关规定。其中，《合伙企业法》第2章“普通合伙企业”中设专节第5节规定了“入伙、退伙”,并规定了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等问题。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退伙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退伙一般规定。比如对于有限合伙人退伙的，对基于其退伙前的原因发生的有限合伙企业债务，以其退伙时从有限合伙企业中取回的财产承担责任。 | 需要注意本案由与“127.合伙合同纠纷”的区别，详见本书对“127.合伙合同纠纷”的论述。 |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 | 合伙企业财产份额的转让是指在合伙企业存续期间，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合伙财产份额转让纠纷是指合伙人因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合伙财产份额，与其他合伙人产生的纠纷。依据《合伙企业法》,除合伙协议另有约定外，合伙人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须经其他合伙人一致同意，在同等条件下，其他合伙人有优先购买权，合伙人之间转让在合伙企业中的全部或者部分财产份额时，应当通知其他合伙人。 | 合伙企业基于合同产生，因此，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应当根据《民事诉讼法》第23条规定，由被告住所地或合同履行地人民法院管辖。 | 审理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合伙企业法》第2章的相关规定。特殊的普通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企业的财产份额转让有特别规定的，适用特别规定；没有特别规定的，适用一般规定。比如有限合伙人可以按照合伙协议的约定向合伙人以外的人转让其在有限合伙企业中的财产份额，但应当提前30日通知其他合伙人。 | 需要注意本案由与“127.合伙合同纠纷”的区别，详见本书对“127.合伙合同纠纷”的论述。 |
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 | 个别清偿行为属于偏袒性清偿行为的一种，指破产程序开始前，债务人明知具备破产原因，仍恶意在法定期间内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损害其他债权人的利益。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4条规定，这里的“对个别债权人清偿”,主要是指针对无财产担保债权人的个别清偿，对债务人在担保物市价范围内的清偿则不在此限。因为对债务人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利的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享有别除权，有权优先受偿，提前清偿并不影响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但债权清偿中超出担保财产价值的部分依然属于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对个别清偿行为享有的撤销权从广义上属于破产撤销权的一种，由管理人以诉讼的方式向人民法院提起，由此引发的纠纷即为本案由。
破产原因又称破产界限，是当事人提出破产申请、人民法院启动破产程序和宣告债务人破产的法律事实。《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款规定：“企业法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该规定是认定债务人是否达到破产界限的标准，也即“不能清偿到期债务+资不抵债”或者“不能清偿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只要具备两种情形之一即可。司法实践中，一些债务人出于逃避债务、偏袒清偿等原因，往往在破产申请之前，恶意优先清偿关联企业或者具备特定关系债权人的到期债务，如债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债务人的控制人员及其亲属等。债务人的个别清偿行为使个别债权人的地位得到改善而优于其他债权人受偿，致使其他债权人在随后启动的破产程序中利益受损，破坏了破产法所遵循的全体债权人公平受偿原则，为各国和地区立法所禁止。《企业破产法》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本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即对此作出了规范。因此，如个别清偿行为是基于双方存在关联关系、其他特殊利益关系或者债务人恶意所为，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的，即债务人在危机期间的个别清偿行为，管理人有权在破产程序中请求人民法院撤销该行为，并有权请求相对人返还债务人的财产。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5条规定，经过诉讼、仲裁或者强制执行程序进行的个别清偿，原则上不得请求撤销。对于因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或者执行行为所发生的个别清偿行为，是债务人履行的法定义务，也是生效法律文书具有执行力的体现，管理人无权请求撤销，但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串通，披着诉讼仲裁合法外衣损害债权人利益的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6条还规定，个别清偿系债务人的基本生产需要以及债务人支付劳动报酬、人身损害赔偿金以及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其他个别清偿，管理人不得请求撤销。 | 有关债务人的破产衍生诉讼从案件受理时间上区分，包括两大类案件，第一类是破产申请受理前人民法院已经受理但尚未审结的案件，第二类是破产申请受理后当事人新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实际上为破产衍生诉讼。对于第一类案件，适用民事诉讼案件管辖的一般规定确定管辖法院，对于第二类案件，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实行集中管辖。管理人提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的诉讼，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新提起的针对债务人的诉讼，故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 处理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32条、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9条、第10条、第12条、第14条、第15条、第16条。 | 确定本案由，应当注意与破产撤销权纠纷的区别。《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4项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本案由与该规定的破产撤销权纠纷所涉及行为均属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审理前一定期限内债务人向债权人清偿债务的行为，两者区别在于：(1)债务是否到期不同。本案由针对的是清偿到期债务的行为，而破产撤销权规范的是清偿未到期债务的行为。《企业破产法》第32条虽未明文规定针对的是到期债务，但如理解为未到期债务，显然放宽了对未到期债务撤销权的限制，与第31条规定冲突。(2)行为发生的时间不同。本案由针对的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6个月内，而破产撤销权规范的是1年内。(3)债务人是否具有破产原因不同。本案由中的可撤销行为必须是在债务人具备破产原因之际，而破产撤销权不考虑债务人是否具备破产原因。
还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2条规定：“破产申请受理前一年内债务人提前清偿的未到期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经到期，管理人请求撤销该清偿行为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是，该清偿行为发生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六个月内且债务人有企业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情形的除外。”该解释的但书条款，实际上是将这种清偿行为认定为到期债务，并归入危机期间的个别清偿行为。因此，管理人依据但书条款提起诉讼，也应列为本案由，而非破产撤销权纠纷。 |
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 | 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是指债务人实施的严重损害债权人整体利益的行为，由管理人或者债权人提起的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的纠纷。无效行为与破产法上的可撤销行为相比较，债务人的主观恶意更大，对债权人利益损害一般来说也更大，且请求确认无效行为无时间限制，与债务人是否出现破产原因无关。因此，只有在债务人以逃避债务为目的实施的严重损害债权人利益的行为，才能宣告行为无效。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3条规定，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1)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2)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隐匿、转移财产，是指债务人通过隐瞒债务人财产的信息或者将财产置于隐蔽场所或者改变财产的物理位置的方式，使管理人不能有效接管、控制、处分债务人财产的行为。对隐匿财产行为应作广义理解，既包括积极隐匿财产的行为，也包括消极隐匿财产的行为。如在财务账册上不做记载或者不如实记载、对有关债权隐匿不报或者接受有关财产情况询问时不如实回答等。通常，隐匿、转移的财产尚处于债务人控制之下，否则可能构成非法转让或者赠与行为。“在《企业破产法》的制定过程中，有人提出，债务人隐匿、转移财产的行为并不属于法律行为，因为它不涉及财产所有权的转移，也没有行为相对人，只是债务人个人对财产的恶意处置，这些行为属于事实行为，不存在对外的法律效力。”①上述观点具有合理性。对于事实行为，人民法院一般不作出是否有效的评价，但由于《企业破产法》明文规定此类行为属于无效行为，故仍应遵照执行。对于此类无效行为，管理人有权在发现后追回财产。如果被隐匿、转移财产的实际占有人拒绝返还财产的，管理人可提起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而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主要表现为订立虚假合同、虚构应付账款、在财务账册上多列支出等。《企业破产法》第8条规定，债务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应当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等材料；第11条规定，债权人提出破产申请的，债务人也应当提交上述材料。如果债务人在提交的有关材料中存在上述行为，即构成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行为。无效行为自始、当然、绝对无效，法律后果是恢复原状，使财产恢复到行为发生前的状态。 |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只能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提起，实行集中管辖。破产程序启动后，管理人或者债权人发现债务人存在无效行为并请求确认无效，属于破产申请受理后新提起的针对债务人的诉讼，故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 处理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33条、第3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17条。 | 确定本案由时，应注意与破产撤销权纠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相区分。主要区别在于：(1)行为的具体方式不同。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针对的是债务人以逃避债务为目的而实施的两类行为，即隐匿、转移财产行为以及虚构债务、承认不真实债务的行为；破产撤销权纠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针对的是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前一定时期内的有偿或无偿行为，债务人的行为不一定具有逃避债务的恶意。(2)权利行使主体不同。对于绝对无效的法律行为，任何人均可主张，而相对无效的法律行为，享有相应权利者可主张，法院也可依职权主动审查并宣告行为无效；对于可撤销行为，只有享有撤销权者方可提起，人民法院无权主动撤销。在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中，因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追回债务人财产属于管理人的职权范围，在管理人不作为的情况下，由于债务人的行为损害的是全体债权人利益，故债权人也可以行使。而在破产撤销权纠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中，权利行使主体则原则上为管理人。(3)法律后果不同。请求确认债务人行为无效纠纷，债务人的违法行为随着破产程序的启动而被人民法院认定无效后，行为自始无效，不因当事人的承认、除斥期间、诉讼时效经过或者无效原因消灭而成为有效，强调的是国家对违法行为的主动干预与制裁；破产撤销权纠纷、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国家虽强调概括式的公平清偿规则，但更注重尊重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行为，由权利人选择是否予以撤销。 |
对外追收债权纠纷 | 对外追收债权纠纷，是指管理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对债务人的债权或者其他权益予以追收所引发的纠纷。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应当同时指定管理人，由管理人负责接管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由此成为债务人财产的实际控制者，依法管理和处分债务人的财产。而债务人在进入破产程序前，可能存在对他人享有债权的情形，如存在尚未收回的借款债权、因出售货物而形成的应收账款债权或者因转让股份而形成的股权转让款债权等，债权属于债务人的财产，管理人在接管债务人财产后，应当收回债务人在外财产、进行债权追讨。为使管理人更好地实现对债务人财产的管理，保护全体债权人和相关利益主体的合法权益，防止债务人利用各种手段隐匿和转移财产，《企业破产法》第17条第1款规定，在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债务人的债务人是指对债务人负担债务的人即次债务人，该债务既可能是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成立的，也可能是受理破产申请后成立的。债务人的财产持有人是指一切持有债务人财产的行为人，包括合法持有以及非法持有。次债务人拒绝清偿，或者财产持有人拒绝交付财产的，管理人有权向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清偿、交付。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7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故意违反前款规定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使债权人受到损失的，不免除其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的义务。根据该规定，如果行为人明知债务人破产，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但却故意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也即明知而故意为之，则不免责。如果行为人不知债务人破产，则可免责。当然，行为人虽然向债务人清偿债务或者交付财产，行为具有违法性，但未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如债务人在获得清偿财产或者接受财产后转交给管理人，则不会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可免责。
需要注意的是，如果管理人不予追收，怠于行使职权，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规定，个别债权人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诉讼，主张次债务人向债务人清偿，即债权人原则上应当通过督促管理人行使追收权利，如果经督促，管理人依然不作为的，个别债权人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起诉，提起对外追收债权诉讼。对此，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但追回的财产应当归入债务人财产。 | 对外追收债权纠纷系管理人在管理债务人财产的过程中发生的涉及债务人财产的收回和清理，属于新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的规定，原则上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7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当事人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案件，应当依据企业破产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有关债务人的第一审民事案件，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八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提审，或者报请上级人民法院批准后交下级人民法院审理。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如对有关债务人的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纠纷等案件不能行使管辖权的，可以依据民事诉讼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根据该规定，如果案情复杂，应追回的财产标的物较大、争议又较大或者专业性较强，依法享有管辖权的受理破产法院不便审理的，可以依法报上级法院指定管辖或者在上下级法院之间转移管辖权。 | 处理对外追收债权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1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 | 确定本案由时，应当与追收未缴出资纠纷、追收抽逃出资纠纷、追收非法正常收入纠纷相区别。上述案由中，虽然追收行为的主体均为管理人，性质均为债权请求权，但对外追收债权纠纷中追收的对象是次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的财产持有人，而追收未缴出资纠纷、追收抽逃出资纠纷和追收非法正常收入纠纷中追收的对象为债务人的出资人或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对外追收债权，顾名思义，所追收权利的性质是债权，权利基础是债权请求权，管理人基于物权请求权要求债务人、财产持有人交付财产而产生的纠纷不适用本案由。 |
追收未缴出资纠纷 | 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是指管理人在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因债务人的出资人未履行按期缴纳所认缴的出资额义务，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进行追收而产生的民事纠纷。出资人是以认缴或者认购的出资额对公司承担责任，出资人的出资构成公司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公司又以公司全部财产对债务承担责任。当出资人违反出资义务，即构成对公司的负债，应当予以追收。
公司股东出资义务，既包括公司设立时股东的出资义务，也包括公司增资时股东的出资义务。根据行为方式的不同，违反出资义务包括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两种形态。未履行出资义务是指根本未履行出资，如拒绝出资、虚假出资。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是指未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如仅缴纳部分出资，或者瑕疵出资等。根据我国法律规定，除了公司以外，对于其他企业法人，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出资人也应当履行相应的出资义务。《企业破产法》第35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的出资人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管理人应当要求该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2013年《公司法》修正后，股东出资由“实缴制”修改为“认缴制”,注册公司的成本大大降低，股东可以设定一个出资额，并承诺在一定期限内出资到位。实践中，不乏公司股东设定的出资期限在10年、20年甚至更长久。因此，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公司的出资人尚未履行出资义务或者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既包括尚未届满缴纳期限而缴付的情况，也包括出资期限已经届满而出资人违反出资义务未缴付。《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第1款规定，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第18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股东未履行或者未全面履行出资义务即转让股权，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公司请求该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受让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前述规定，当公司财产不足以清偿债务时，认缴出资的股东应当向公司履行出资义务，且该义务不因股权转让而消灭，受让人对此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对此也需承担连带责任。
因此，公司进行破产程序后，管理人应当要求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包括特定情形下的股权受让人)缴纳所应缴的出资，而不论出资是否到期。一般来说，出资人对于出资享有期限利益，但在特殊情况下如公司破产或者公司解散等情形，则例外地允许加速到期，因为未届出资期限的出资对于公司而言是一种将来的债权，而公司一旦进入破产程序，已经没有“将来”,此时如果不要求出资加速到期，将会导致出资人利用期限利益逃避出资义务，不仅与认缴制的设计初衷相悖，也减损了债务人的清偿能力，损害债权人利益。鉴于人民法院受理破产案件构成出资加速到期的法定事由，即使出资期限尚未届满，出资人也有义务将出资缴纳到位，管理人有权要求债务人的出资人及股权受让人立即缴纳所认缴的全部出资，而不受出资期限的限制。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0条第1款规定，管理人代表债务人提起诉讼，主张出资人向债务人依法缴付未履行的出资或者返还抽逃的出资本息，出资人以认缴出资尚未届至公司章程规定的缴纳期限或者违反出资义务已经超过诉讼时效为由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出资人，属于出资不到位，应在破产程序中补足出资，也即予以追收，追收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补足部分属于破产财产。 |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规定，追收未缴出资纠纷案件，属于新提起的有关债务人的民事诉讼，故应由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实行集中管辖。 | 处理追收未缴出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35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0条、第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3条、第18条、第20条。 |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第3款规定，如管理人怠于追收，个别债权人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诉讼，主张债务人的出资人缴纳所认缴的全部出资。本纠纷引发诉讼的提起主体即原告原则上为管理人，债权人应当督促管理人行使追收权利，经督促后，管理人依然怠于行使的，个别债权人可代表全体债权人作为原告提起诉讼，人民法院应当予以受理。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9条规定，“鉴于公司强制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具体程序操作上的相似性……股东未缴足出资……可参照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公司强制清算过程中，发现股东未缴足出资的，根据该纪要精神，清算组提起的诉讼也为本案由。 |
追收抽逃出资纠纷 | 追收抽逃出资纠纷，是指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对债务人股东抽逃已投入到公司的出资予以追收而产生的纠纷。抽逃出资是严重侵蚀公司资本的行为，是指公司验资注册后，股东将所缴出资暗中撤回，却仍保留股东身份和原有出资额的一种欺诈性违法行为。抽逃出资不仅侵犯了公司的利益，还侵犯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因此为法律所严令禁止。
禁止股东抽逃出资并追究其法律责任是基于公司法人人格独立制度和权利义务相一致原则。股东出资以后，资产就变成了公司的财产，只能通过转让的方式或者特定情形下由公司回购从而收回出资，而不能直接撤回自己的出资。维持公司资本是公司对外承担责任的基本保证，是公司制度的基本原则。如果股东撤回自己的出资，属于侵犯公司的财产权，公司有权要求股东返还财产。我国《公司法》对股东抽逃出资也作出了禁止性规定，第35条规定，公司成立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第91条规定，发起人、认股人缴纳股款或者交付抵作股款的出资后，除未按期募足股份、发起人未按期召开创立大会或者创立大会决议不设立公司的情形外，不得抽回其股本。《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2条更是对抽逃出资的表现形式进行了详细列举，规定：“公司成立后，公司、股东或者公司债权人以相关股东的行为符合下列情形之一且损害公司权益为由，请求认定该股东抽逃出资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一)制作虚假财务会计报表虚增利润进行分配；(二)通过虚构债权债务关系将其出资转出；(三)利用关联交易将出资转出；(四)其他未经法定程序将出资抽回的行为。”从该司法解释规定来看，股东实施上述行为时，只有在行为对公司权益造成损害的情况下，才能被认定为抽逃出资，从而追究行为人的责任。对于该条规定的兜底条款，可以理解为：凡是在公司成立后，股东未经法定程序而将其出资抽回并且损害公司权益的，人民法院均应认定构成抽逃出资行为。司法实践中，此类行为通常表现为：公司完成资本验资后，股东将货币出资的一部分或全部抽走；将注册资金的非货币部分，如建筑物、厂房、机器设备、工业产权、专有技术、场地使用权在验资完毕后，将其一部分或全部抽走。
如果股东存在抽逃出资行为，一旦公司进入破产程序，管理人有权代表公司要求股东依法全面履行出资义务，补足抽逃的出资。行为人拒绝缴纳的，管理人有权代表债务人通过诉讼方式予以追回，纳入债务人财产的范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4条第1款规定：“股东抽逃出资，公司或者其他股东请求其向公司返还出资本息、协助抽逃出资的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对此承担连带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0条第2款也作出了类似规定。由于其他股东、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或者实际控制人协助股东抽逃出资，构成共同侵权行为，根据前述规定，管理人有权请求上述人员承担连带责任。
与追收未缴出资纠纷相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规定，本纠纷引发诉讼的提起主体原则上为管理人，经债权人督促后，管理人依然怠于行使追收的，个别债权人也可以提起追收抽逃出资纠纷之诉。 | 管理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追收抽逃出资的诉讼，系基于债务人财产权利受到侵犯，而基于《企业破产法》的规定代表债务人企业行使其诉讼权利，应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追收抽逃出资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公司法》第35条、9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12条、第14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0条、第23条。 | 确定本案由应注意与追收未缴出资纠纷相区别。追收未缴出资纠纷，针对的是出资人完全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而本案由针对的是出资人履行出资义务后，又以各种方式抽回出资的情形，广义上也属于未履行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但是，抽逃出资与未缴出资还是存在差别，抽逃出资的前提是股东足额履行了出资义务，而未缴出资则是虚假出资、完全未出资或者部分出资，或者瑕疵出资，行为方式并不相同。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9条规定，“鉴于公司强制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具体程序操作上的相似性……股东未缴足出资、抽逃出资……可参照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公司强制清算过程中，发现股东抽逃出资的，根据该纪要精神，清算组提起的诉讼也适用本案由。 |
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 | 追收非正常收入是指管理人在破产程序中，对于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予以追回。《公司法》第147条第2款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职权收受贿赂或者其他非法收入，不得侵占公司的财产。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不属于其个人所有而是属于企业的财产，是对债务人财产的侵犯，应当予以追回。《企业破产法》第36条明确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根据《公司法》第216条规定，高级管理人员是指公司的经理、副经理、财务负责人、上市公司董事会秘书以及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人员。
对于何谓非正常收入，《企业破产法》未作具体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4第1款对此予以明确，规定下列收入应当认定为非正常收入：(1)绩效奖金。因为在债务人已经破产的情形下，无绩效可发，如果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发放绩效奖金，明显不合理，系非正常收入。(2)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情况下获取的工资性收入。因为债务人出现破产原因时，可能普遍拖欠职工工资，此时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仍然获得工资性收入，亦明显不合理，应当认定为非正常收入。(3)其他非正常收入。此为兜底条款，交由法官自由裁量。如果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从债务人处获取的与职务有关的收入，明显超出其他企业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同样工作条件下的正常收入，则明显超出部分的收入可能被认定为非正常收入。在认定非正常收入时，即使债务人董事会或股东会对此予以确认，但如收入明显不合理，也可能会被认定为非正常收入。当然，违反财务制度的收入肯定是非正常收入。
管理人核实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获取非正常收入后，向其发送通知，要求返还有关财产。如果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规定的时间不予答复或者拒绝返还或者仅返还部分财产，管理人有权利也有义务进行追回，代表债务人向人民法院起诉，提起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并将追回的财产纳入债务人财产范围。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规定，当管理人怠于追收，个别债权人有权代表全体债权人提起诉讼予以追回。 | 管理人提起的此类诉讼，实质是行使债务人依法享有的诉讼权利，恢复债务人财产，应当适用《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 | 处理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36条、《公司法》第147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3条和第24条。 | 本案由名称上虽为“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但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6条规定，管理人因追收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侵占的企业财产而引发诉讼，也应适用本案由，也即予以扩张解释。因为追收非正常收入与追收被侵占的企业财产，虽可能表现为不同类型请求权的行使，但其目的均在于否定企业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侵害企业财产而导致债权人整体可清偿利益不当减少，故均应由管理人追回。
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强制清算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第39条规定，“鉴于公司强制清算与破产清算在具体程序操作上的相似性……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等，可参照企业破产法及其司法解释的有关规定处理”,在公司强制清算过程中，发现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非法侵占公司财产的，根据该纪要精神，清算组提起的诉讼也适用本案由。 |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1)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2)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是指债务人、债权人与管理人对债权是否存在以及债权的性质、数额、担保情况、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期间、是否具有强制执行性等发生争议引发的纠纷。在破产案件中，债权的申报和确认是保障债权人获得公平清偿的一项重要制度。实践中，并非所有的债权都可以通过强制执行程序而获得清偿，破产债权是可以强制执行的财产请求权。非法的债权、已过诉讼时效的债权等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破产债权。因此，破产债权需要经过债权人申报，管理人登记、审查并编制债权表以及确认环节。破产债权确认是关键环节，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只有经确认后才能成为破产债权，债权人才能在破产程序中行使权利，并获得清偿。管理人收到债权申报材料后，应当对申报的债权进行形式审查。管理人编制债权表后，须提交第一次债权人会议核查。在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上，债务人对于债权人申报的债权的真实性，债权人之间对于申报债权的真实性，均可以进行质询。债权人、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无异议的，由人民法院裁定确认；有异议的，异议人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诉讼。异议的情况可以分为三种，即：(1)债权人对债权表中记载的自身的债权有异议；(2)债权人对债权表中记载的他人的债权有异议，因为债权人的债权对其他债权人在破产程序中的利益有影响，故债权人对于他人的债权也有异议权；(3)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司法实践中，绝大多数是债权人对债权表中记载的自身债权有异议提起的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其余两种情形较为少见。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8条规定，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应当说明理由和法律依据。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的，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的，异议人应当在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15日内向人民法院提起债权确认诉讼。根据该条规定，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债权人、债务人应当首先向管理人提出异议，也即存在异议前置程序。经管理人解释或调整后，异议人仍然不服，或者管理人不予解释或调整，异议人方可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起诉期间则为债权人会议核查结束后15日内提起。如果当事人确有法定事由未能在15日提起债权确认之诉的，可以依法申请顺延期限，①人民法院不得以超过15日为由不予立案受理。
当事人提起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的条件为：(1)债权人依法申报债权，法律规定无须申报的特殊债权除外。根据《企业破产法》第48条第1款、第56条规定，债权人应当在人民法院确定的债权申报期限内向管理人申报债权；债权人未依照破产法规定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该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法律规定无须申报的特殊债权，主要是指《企业破产法》第48条第2款规定的职工劳动债权和公法意义上的税收债权。(2)管理人对债权人申报的债权已完成审查程序，并编制了债权表或者法律规定无须申报的特殊债权完成了调查公示程序。所有债权必须先由管理人审查核实后才能予以确认或不确认，在管理人未完成债权审查核实和公示程序之前，不得提起债权确认之诉。(3)经过了异议前置程序。即对管理人审查编制并公示的债权清单或债权表所记载的债权有异议，向管理人提出了异议，而管理人不予认可或更正才能提起诉讼。《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7条规定：“已经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管理人应当予以确认。管理人认为债权人据以申报债权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债权错误，或者有证据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恶意通过诉讼、仲裁或者公证机关赋予强制执行力公证文书的形式虚构债权债务的，应当依法通过审判监督程序向作出该判决、裁定、调解书的人民法院或者上一级人民法院申请撤销生效法律文书，或者向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申请撤销或者不予执行仲裁裁决、不予执行公证债权文书后，重新确定债权。”对生效法律文书确认的债权，当事人对此有异议的，只能按照审判监督程序予以救济，而不能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只有债务人、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存在实体争议的时候才能提起本案诉讼。
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分为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和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两个第四级案由。职工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是指债务人的职工对于管理人所列清单记载的内容有异议，请求管理人予以更正，而管理人不更正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请求确认上述清单记载的费用数额及相关事项所引发的民事纠纷。职工破产债权包括债务人所欠职工的工资和医疗、伤残补助、抚恤费用，所欠的应当划入职工个人账户的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费用，以及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支付给职工的补偿金。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是指债务人、债权人对于管理人编制的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请求管理人予以更正，而管理人不更正的，向人民法院提起的请求确认债权的民事纠纷。 |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有关集中管辖的规定，债权确认纠纷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以便诉讼审理和保证破产程序顺利进行。即使诉讼标的不属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管辖的，该法院也享有专属管辖权。对于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已提起尚未结束的债权确认诉讼，依照《企业破产法》第20条的规定，可由原审理法院继续审理，不必将案件移送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审理。此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7条第2款规定，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可以根据标的金额，按级别管辖的规定本应由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交基层人民法院审理。破产债权确认纠纷拟确认的债权，如果属于海事纠纷、专利纠纷、证券纠纷等须专门管辖的案件，可以由上级人民法院指定管辖。
需要注意的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8条规定，如果当事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约定了仲裁条款或者仲裁协议，当管理人对该债权不予确认登记时，债权人应当向有关仲裁机构申请确认债权债务，而不能向人民法院提起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 处理破产债权确认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48条、第56条、第57条、第58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第6条至第9条。 | 债务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债权有异议提起诉讼的，债务人作为原告，被异议债权人列为被告。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5条第7项规定，管理人的职权之一是“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仲裁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如果债务人提起破产债权确认之诉，由管理人代表债务人进行诉讼，将使管理人陷于既审查债权不予确认，又代为提起诉讼的矛盾状况。对此，有观点认为，在债务人对管理人审查编制债权表所记载的债权有异议的，此项诉讼不能由管理人代表，而应由债务人权力机构决定其代表进行诉讼。①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其他人的债权有异议的，异议债权人为原告，被异议债权人为被告。债权人对债权表记载的本人债权有异议的，债权人作为原告，债务人列为被告。对同一笔债权存在多个异议人，其他异议人申请参加诉讼的，应当列为共同原告。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应否受理问题的批复》,税务机关就破产企业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提起的债权确认之诉，人民法院应依法受理。破产企业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因欠缴税款产生的滞纳金属于普通破产债权。因此，税务机关提起的此类诉讼属于普通破产债权确认纠纷。 |
取回权纠纷
(1)一般取回权纠纷
(2)出卖人取回权纠纷 | 取回权是指在破产程序中，管理人接管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财产的所有权人或者其他权利人享有不依照破产程序、通过管理人将财产予以取回的权利，由此引发的纠纷为取回权纠纷。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由管理人接管债务人占有或者控制的财产，理论上管理人管理的财产以债务人的财产为限，但由于时间关系，管理人在接管财产时，不可能立即识别出哪些财产属于债务人，只能一并接管，再甄别处理，因此可能出现管理人接管的部分财产并非属于债务人所有的情形。取回权制度即是为了纠正管理人占有、管理的财产与债务人的财产不一致问题而设立，是破产法的一项重要制度。取回权是民法上物的返还请求权在破产程序中的一种表现。
破产法上的取回权分为一般取回权和特别取回权。一般取回权，是指管理人接管的债务人财产中有属于他人的财产时，财产权利人享有的不依照破产程序取回财产的权利，由此引发的纠纷为一般取回权纠纷。一般取回权的标的物包括被债务人合法占有的他人财产，也包括不法占有的他人财产。所有权人将债务人占有的属于自己的物，通过行使取回权予以取回，是一般取回权行使的最常见的形态。司法实践中，一般取回权主要表现为：加工承揽人破产时，定作人取回定作物；承运人破产时，托运人取回托运货物；承租人破产时，出租人收回出租物；保管人破产时，寄存人或者存货人取回寄存物或仓储物；受托人破产时，委托人取回信托财产等。一般取回权的权利基础并不限于所有权，还包括其他财产权利如他物权，但必须是基于物权关系，而不能是债权关系。债务人作为质权人、留置权人占有他人财产，当权利基础不存在时，财产权利人享有一般取回权。用益物权人基于用益物权、占有权人基于合法的占有权均可行使一般取回权。《企业破产法》第38条规定了一般取回权，即“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后，债务人占有的不属于债务人的财产，该财产的权利人可以通过管理人取回。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外”。但书条款主要是该法第76条规定的对一般取回权的限制，即重整期间要求取回的应当符合约定条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6条规定，取回权的行使时间受到限制，应当在破产财产变价方案或者和解协议、重整计划草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表决前向管理人提出，逾期则应当承担迟延行使权利的相关费用。
特别取回权通常包括出卖人取回权、行纪人取回权和代偿取回权。出卖人取回权，是《企业破产法》规定的一项特殊的取回权，指异地动产买卖中，尚未收到全部价款的出卖人，将买卖标的物发送后，如果买受人在尚未收到标的物前破产的，出卖人可以请求取回标的物的权利，由此引发的纠纷即为出卖人取回权纠纷。出卖人取回权源于英美货物买卖法中的中途停运权而由破产法规定的一项特殊权利，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采纳吸收后，设置了取回权制度。我国则规定出卖人取回权制度，究制度内涵来看，称之为出卖人在途标的物取回权可能更为准确，旨在担保已经脱离了对标的物控制权的出卖人获得买卖价款的权利。由于买受人尚未收到货物，也未付清付款，如果不允许出卖人将属于自己的货物取回，待支付的货款只能作为普通债权，无法获得完全清偿，对其有失公正。出卖人取回权的构成要件通常为三个：(1)出卖人已将标的物发送；(2)买受人尚未付清价款；(3)买受人在尚未收到标的物时进入破产程序，买卖标的物尚处于运输途中。通常认为，此处的在途货物，应作宽泛意义上理解，不限于货物处于运输中，即使货物已经运输到买受人所在地，存放于港口或者仓库，但只要买受人尚未领取，未被买受人实际占有或者控制，也应认定为在途货物。出卖人行使取回权，有两种情形，一种是通过向承运人或者实际占有人行使中途停运权的方式，取回在途标的物；另一种是通过向买受人的管理人行使取回权的方式，取回已经被买受人的管理人实际占有的标的物。
行纪人取回权与出卖人取回权原理相似，我国未作规定，由此引发的纠纷归为取回权纠纷即可。
对于代偿取回权，一般取回权的行使通常限于取回原物，如取回标的物毁损、灭失，对于代偿财产能否取回，存在较大争议。肯定说基于取回标的物与代偿财产之间的法律上或者事实上的联系，认为应当延伸及代偿财产。①否定说认为取回标的物毁损、灭失，取回权的基础消灭，权利人只能由物的请求权转换成债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向管理人申报债权。①换言之，只能作为破产债权受偿。我国《企业破产法》未规定代偿取回权，为减少争议，统一适用法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32条进行了规范。从该条规定来看，一方面，通过确立代偿取回权制度，加大对原财产权利人的保护力度，另一方面，又对代偿性取回权行使范围进行必要的限制。如果保险金、赔偿金或者代偿物尚未交付债务人或者代偿物虽已交付债务人，但能与债务人财产予以区分的权利人有权对代偿财产行使取回权；如果保险金、赔偿金或者代偿物已经交付债务人且无法区分的，则权利人不能行使代偿取回权，只能按照普通债权或者共益债务获得清偿。简言之，以能否将财产毁损、灭失获得的保险金、赔偿金或者代偿物与债务人财产予以区分，是权利人能否行使代偿性取回权的前提条件。对于因代偿取回权引发的纠纷，由于我国特别取回权案由仅有出卖人取回权纠纷，可笼统确定为取回权纠纷。代偿取回权是在取回标的物毁损、灭失，一般取回权无法行使时，对一般取回权进行的必要的补充。 | 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规定，取回权纠纷由受理债务人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实行集中管辖。 | 处理取回权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38条、第39条，《民法典》第642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26条至第32条、第38条至第40条。 | 对于所有权保留合同，在买受人破产的情形下，出卖人享有的是何种破产法上的权利，是取回权还是别除权，学术界存在争议。日本学者石川明认为，所有权保留实质是一种担保方式，在买受人破产时，不应承认出卖人对标的物的取回权，出卖人可享有对未支付价款的别除权。①我国学者邹海林教授则认为，在买受人破产时，出卖人可以以保留对标的物所有权为由，对标的物行使取回权。②对权利性质的认识不仅关系到案由确定的问题，也直接影响到当事人的实体权益。如果侧重于所有权转移形式，则权利人对标的物享有取回权，如果侧重于担保目的的实质方面，则权利人对标的物享有的是别除权。我们认为，根据《民法典》第642条第1款规定应当认可权利人享有取回权。该条规定，对于所有权保留合同，如果买受人未依约支付价款且催告后仍未支付的、未完成约定的特定条件的，以及进行不当处分的，出卖人有权取回标的物。虽然出卖人享有取回权的法律依据是《民法典》,是一种合同法上的权利，并非《企业破产法》规定意义上的取回权，但实质并无不同，因此由此引发的纠纷应当列为取回权纠纷。事实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38条、第39条也按照取回权纠纷加以规范。
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0条规定了重整期间紧急取回权的行使。在债务人重整期间，如果管理人或者自行管理的债务人违反约定，可能导致取回物被转让、毁损、灭失或者价值明显减少的，权利人有取回权，由此引发的纠纷亦为取回权纠纷。 |
破产抵销权纠纷 | 破产抵销权，是指债权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对债务人负有债务，无论该债权与所负债务种类是否相同、标的是否相同、是否已届清偿期限，也不论债权债务是否附条件或者附期限，只要不属于法律规定的除外情形，均可在破产财产最终分配确定前向管理人主张相互抵销的权利，由此引发的纠纷即为破产抵销权纠纷。债权人行使破产抵销权，实际上避免了其按照债权比例分配债务人财产，获得了全额、优先、个别清偿的地位。在破产程序中承认债权人的破产抵销权，主要是基于如果不允许抵销，债权人的债权只能作为破产债权按照比例清偿，而债权人对债务人所负债务，却被要求全面履行，有失公平。为避免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失衡，破产抵销权制度应运而生。多数国家设立了此项制度，以保障破产债权人利益，如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一些国家则不允许进行破产抵销，认为有违公平清偿，如法国、西班牙等国。我国则规定了破产抵销权制度。在破产程序中，可用于抵销的债务，应是无争议的债务或者经过法院裁判、仲裁裁决确认的债权债务，且债权人的债务在破产申请受理前即对债务人所负债务。超过诉讼时效的自然债权不得主张破产抵销权。
破产抵销权源于民法上的抵销权，但与民法上的抵销权存在差异。主要区别在于：(1)功能不同。民法上的抵销权是为了节省当事人之间对债权债务的结算时间和费用，旨在消灭双方之间债权债务关系避免交叉诉讼。而破产抵销权则是为了保障债权人的破产债权在抵销范围内得以全额、优先、个别清偿。(2)行使的条件不同。民法上的抵销权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双方债务标的种类相同，一般以金钱或者种类物居多；二是双方债务均已届清偿期。未届清偿期，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债务不得抵销。而破产抵销权，并不受上述条件限制。理由是：(1)破产为概括的清偿程序，破产财产分配以货币为主，破产程序中的债权债务均可通过债权申报的方式转为金钱债权债务，故不同标的、不同种类的债权债务均可抵销。(2)根据《企业破产法》规定，在破产程序中，未到期的债权视为到期，也即未到期债权因债务人破产而加速到期。同时我国也允许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债权进行申报，表明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债权也是视为清偿期已经届满，可以抵销。当然，对于附条件和附期限的债权，由于能否实现债权具有不确定性，国外立法一般作出一定限制，如将抵销额进行提存或者要求提供担保等。(3)行使的主体不同。民法上的抵销权，双方均可主动提出抵销，但破产抵销权只能由破产债权人行使，债务人或者债务人管理人均无权主动提出。因为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即丧失对破产财产的管理与处分权(除非重整程序中自行管理财产),其自然无权行使抵销权。而管理人主动抵销，将使该债权人获益，减少破产财产，客观上对多数债权人不利，有违其为全体债权人共同利益活动的职责。因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1条规定，管理人不得主动抵销，除非使债务人财产受益。债务人的管理人收到债权人破产抵销通知后，需要对破产抵销权进行审查，包括对基础债权进行审查，如债权真实性、债权是否超过诉讼时效等，同时，还要对破产抵销权是否符合法定行使条件进行审查，审查是否不存在禁止破产抵销的情形，如债务人的股东因欠缴债务人的出资或者抽逃出资对债务人所负债务，以及债务人股东滥用权利或者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对债务人所负债务，系禁止抵销的债务。债权人对管理人审查结果有异议的或者管理人对抵销主张有异议的，均可提起破产抵销权之诉。管理人提起本诉，还应当在约定的异议期限内或者自收到主张债务抵销通知之日3个月内提起诉讼，无正当理由逾期提起的，人民法院则不予支持。 | 破产抵销权纠纷为破产程序开始后针对债务人财产所引发的纠纷，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 处理破产抵销权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4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41条至第46条。 | 确定本案由，应注意与民法上的抵销权纠纷相区别。破产程序中，并不排斥民法上的抵销权在不违背破产法公平清偿原则下的适用。如对破产费用、共益债务的抵销等。因此，如果破产债权人与债务人互负债务，种类相同且均已届清偿期，债权人主张撤销的，应适用民法抵销权的相关规定，由此引发的纠纷不属于破产抵销权纠纷。 |
别除权纠纷 | 别除权是指在破产程序中，对于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物权或者享有特别优先权的权利人，在破产程序中就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由此引发的纠纷为别除权纠纷。《企业破产法》第109条规定，对破产人的特定财产享有担保权的权利人，对该特定财产享有优先受偿的权利。从该条规定来看，仅规定了别除权的基础权利为担保物权。司法实践中，除了担保物权，对于各种特别优先权在破产程序中是否享有别除权，如何实现别除权，亦需要处理。学术通说认为享有别除权的基础性权利为享有担保权，这里的担保权不能仅理解为担保物权，而是享有优先受偿权的权利，因为别除权源于法律规定的优先权利在破产程序中延伸，故基础权利可基于担保物权及特别优先权。所谓特别优先权，是指法律直接规定对债务人的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为法定优先权，具有物权担保的一般属性，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属于法定担保权的一种，如建设工程价款优先权、海事优先权等。一般优先权，是指法律直接规定对债务人的全部财产，而非特定财产享有的优先受偿权利。特别优先权可产生别除权，一般优先权则不能，特别优先权人可以不受破产程序的约束，直接向管理人请求就特定财产优先受偿。在破产程序中保障担保物权人或者特别优先权人的优先受偿权，是各国和地区破产法的一项基本制度。
别除权与破产程序中其他权利相比较，特征为：(1)别除权是对债务人的财产行使的权利，与取回权针对管理人管理下的非债务人的财产行使权利不同。享有别除权的破产债权人放弃此项权利或者未能就特定财产完全受偿的，相应债权转为普通债权受偿。如别除权人就特定财产受偿时，存在超过债权数额的余款，应返还管理人，归入破产财产用于清偿其他普通债权人。(2)别除权是针对债务人特定财产行使的权利，而破产费用、共益费用则是针对无担保的破产财产优先清偿。别除权的标的物应为特定物。如果别除权的基础权利为动产浮动抵押，抵押权实现也须在抵押权固定或者结晶事由发生后，转为固定抵押，抵押权人才能对确定的属于抵押人的全部财产行使抵押权。如果特定物灭失，权利人的优先受偿权也随之消灭，但如因毁损、灭失或者征收获得保险金、赔偿金或者补偿金等代位物的，根据担保物权的物上代位性，别除权人对代位物也享有优先受偿权。(3)别除权为优先受偿权，可优于其他债权受偿，此系别除权的本质特征。 | 别除权纠纷为破产程序开始后针对债务人特定财产所引发的纠纷，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第110条的规定，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 处理别除权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企业破产法》第109条。 | 《民法典》实施后，除了规定典型的担保物权如抵押权、质权和留置权之外，还在第388条规定了“其他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增加了功能主义担保合同。结合《民法典》相关规定，具有担保功能的合同包括保理合同、融资租赁合同、所有权保留合同等合同，上述合同均属于非典型担保合同，且《民法典》规定非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也即采取登记对抗主义，赋予登记的优先受偿权。此外，司法实践中常见的非典型担保合同还包括让与担保。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71条规定，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者第三人与债权人订立合同，约定将财产形式上转让至债权人名下，债务人到期清偿债务，债权人将该财产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人到期没有清偿债务，债权人可以对财产拍卖、变卖、折价偿还债权的合同。《民法典》对此虽未明确规定，但通过第401条、第402条规定修改了原《物权法》关于禁止流质、流押的规定，也足以达到让与担保的制度效果。对于上述非典型担保合同如果经过登记的，应当赋予优先受偿权。如果债务人破产的，权利人享有别除权，由此引发的纠纷为别除权纠纷。至于因所有权保留合同所引发的纠纷，本书
在取回权纠纷案由项下进行了详细介绍，此处不再赘述。
需要注意的是，因管理人原因造成担保标的物灭失而导致别除权消灭的，担保物权人由此取得的损害赔偿请求权属于共益债务，此类纠纷不属于别除权纠纷，应根据具体致害行为确定案由。 |
破产撤销权纠纷 | 破产撤销权系民法上撤销权在破产法上的扩张适用，指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定期间内实施的欺诈性行为和偏袒性清偿行为，管理人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并追回财产的权利，由此引发的纠纷为破产撤销权纠纷。破产撤销权旨在纠正债务人在破产程序开始前法定期间内的不当处分财产的行为，恢复债务人财产，以实现破产财产公平有序分配。破产程序启动后，债务人的财产由管理人接管和控制，个别清偿被中止，故债务人的可撤销行为集中发生在破产案件受理前、债务人控制其财产的一定期限内。
破产撤销权源自民法上的撤销权。民法上的撤销权针对的是债务人处分财产的行为对个别债权人利益造成损害，而破产撤销权是债务人在法定期限内可能具备或者已经具备破产原因的情形下，通过无偿转让等欺诈性行为或者偏袒性清偿行为导致债务人的责任财产减少，损害全体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二者区别在于：(1)行使的权利主体不同。民法上的撤销权行使主体为债权人，而破产撤销权则为管理人。破产撤销权的权利主体实质上是债权人，管理人并非撤销权的受益者，管理人享有此项权利来源于法律直接规定，系法定权利，客观上导致权利主体与行使主体分离的情况。如果管理人拒绝或者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债权人有权请求法院强制要求其实施该行为，或者以此为由请求更换管理人。(2)规制的行为类型不同。根据《民法典》第538条、第539条规定，民法上撤销权的行为类型包括：一是无偿处分财产权益的行为，包括放弃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的行为；二是非正常交易行为，包括以明显不合理的低价转让财产或者以明显不合理的高价受让财产或者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的。而破产撤销权，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1条规定，行为类型主要是两类：一是欺诈性行为，包括无偿转让财产、非正常交易、放弃债权；二是偏袒性清偿行为，包括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担保以及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3)对可撤销行为的主观要件要求不同。根据《民法典》第539条规定，对于非正常交易或者为他提供担保的，需要债务人的相对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上述情形影响债权人债权的实现。而破产撤销权则未规定相对人的主观要件。(4)撤销权行使的范围不同。民法上撤销权行使的范围需与申请撤销的债权人的债权数额相同。而破产撤销权则原则上不受个别债权数额的限制。(5)除斥期间不同。对于民法上撤销权，《民法典》第541条规定为自债权人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事由1年内行使，最长时间为5年，自行为发生之日起算。而破产撤销权则破产程序终结后2年内，债权人发现债务人存在可撤销的行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追回并进行追加分配。
破产撤销权行使的法律后果是债务人所实施的行为失去法律效力，管理人收回被债务人处分的财产从而归于破产财产，供全体债权人共同分配。 | 由于管理人行使破产撤销权在于否定债务人的特定行为，并恢复债务人财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规定，应由受理破产申请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 处理破产撤销权纠纷的主要法律依据是《企业破产法》第31条、第12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9条至第13条 | 对于《企业破产法》第32条规定的个别清偿行为的撤销行为，虽然广义上也属于破产撤销权，但鉴于“请求撤销个别清偿行为纠纷”对此作出特别规定，故该行为不属于本条规定的破产撤销权纠纷，本案由仅适用于一般破产撤销权纠纷。
关于原、被告的确定问题。本案由的原告一般为管理人，但在特殊情形下可能并不是。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23条规定，在破产程序终结后，如果债权人发现债务人在破产申请受理前的法定期间内进行欺诈债权人或损害全体债权人公平清偿的行为，债权人有权追回。由于破产程序终结后，管理人也随之解散，此时原告为债权人，而不再是管理人。而对于如何列明被告的问题，《企业破产法》未作规定，学者对此也存在争议，存在四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对于不同的法律行为应该区别对待，若可撤销行为是单方行为，则仅以债务人为被告，若为双务行为，则以行为相对人为被告，不必以债务人和行为相对人为共同被告。第二种观点认为，无需区分法律行为的性质，无论可撤销行为是单方行为还是双方行为，均以债务人为被告。第三种观点认为，如果仅需撤销债务人的行为，不涉及财产追回的问题，可仅以债务人为被告，涉及财产追回，则增加交易相对人以及转得人为共同被告。第四种观点认为，破产撤销权诉讼的被告问题不存在特殊性，按照普通诉讼案件中的做法，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第三人。针对上述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第9条规定，管理人请求撤销涉及债务人财产的相关行为并由相对人返还债务人财产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该规定，有观点认为，破产撤销权诉讼中，不以债务人为被告，应当以相对人为被告，否则如果将债务人列为被告或者共同被告，那么会出现管理人一方面作为原告行使破产撤销权，另一方面代表债务人参加诉讼，导致管理人作为诉讼两造同时出现在法庭的混乱局面。①本书认为，上述观点值得参考。 |
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 | 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指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等有关人员不当执行职务或有破产法规定的损害债权人利益行为，造成债务人财产利益的损失，在破产程序中被要求承担损害赔偿责任而引发的纠纷。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法定代表人等有关人员作为企业经营管理者是企业权力决策机关、执行机关或监督机关的决策人员或重要组成人员，其不当行为给公司财产造成损失，必然减损债务人的整体责任财产，从而损害债权人的共同清偿利益，使债权人遭受经济损失，因此，有必要建立责任追究机制对其课以民事赔偿责任，以维护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和社会经济秩序。
实践中，债务人进入破产程序后，债务人的财产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部被管理人接管，而债务人法定代表人或高级管理人员本应妥善保管其占有和管理的债务人的财产，并根据人民法院、管理人的要求进行工作，但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却将债务人的财产私自出售，由此导致债务人财产受损的，应承担赔偿责任。虽然有关人员的不当行为直接损害了债务人的财产利益，并间接地给债权人造成损失，但基于破产程序的特殊性和诉讼经济原则，不由债务人或债权人向有关责任人追究责任。作为债务人财产和事务管理的专门机构，管理人追究债务人有关人员的损害赔偿责任是其职责所在。管理人通过私力追收无法实现的，即可提起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之诉，以诉讼程序实现。
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具体可分为：(1)要求债务人的有关人员承担企业破产民事责任的纠纷。根据《企业破产法》第125条规定，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违反忠实、勤勉义务，致使企业破产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2)要求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无效行为和可撤销行为造成损害赔偿责任的纠纷。对于破产无效行为以及破产可撤销行为，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应当承担赔偿责任。(3)要求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执行职务不当给公司造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根据《公司法》
第148条、第149条规定，债务人的高级管理人员执行职务时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给公司造成损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责任，是债务人的有关人员在企业进入破产程序前的个人侵权行为结果，其中要求债务人有关人员承担企业破产民事责任的纠纷和要求债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执行职务不当给公司造成损失承担赔偿责任的纠纷，性质上属于公司诉讼中有关企业高管人员违反对公司的忠实勤勉义务给公司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纠纷。基于建立完善的破产责任制度考虑，将上述两种情形纳入破产程序中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案由的适用范围，以充分保护债权人利益并促进公司法人治理结构的完善。要求债务人的法定代表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担无效行为和可撤销行为造成损害赔偿责任纠纷，基于破产法上的无效制度和撤销权制度而设立，属于典型的破产法上的民事责任。 | 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在性质上属于侵权责任纠纷，虽以债务人的有关人员为被告，但系有关债务人利益的纠纷，目的在于增加财务人的责任财产，根据《企业破产法》第21条的规定，应由受理破产申请案件的人民法院集中管辖。 | 处理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的法律依据主要是《企业破产法》第125条、第128条，《公司法》第148条、第149条。 | 应注意本案由与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的区别。根据《企业破产法》第36条规定，债务人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利用职权从企业获取的非正常收入和侵占的企业财产，管理人应当追回，由此引发的纠纷为追收非正常收入纠纷。但是，如果债务人的高级管理人违反忠实勤勉义务，从企业获取非正常收入后，或者擅自处分企业财产获益的，如无法追回或者虽追回但不足以弥补债务人损失的，管理人可提起损害债务人利益赔偿纠纷。 |
Subsets and Splits
No community queries yet
The top public SQL queries from the community will appear here once available.